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
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好吃，好田，好色。
管仲 （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曾经“三辱于市”，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
齐桓公即位想有一些作为，于是自诩"三好先生"的齐桓公和失意商人管仲，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管仲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
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
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
以辅佐齐桓公齐国富国强兵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为总体目标，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指导方针，以振兴商品经济作为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开展以商治国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按照宏观调控和微观放活的方法管理经济，在经济领域上大胆改革，开展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三大创新，推动涉及产业、税收、价格、贸易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坚持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生活富裕，国家稳定发展。坚持扩大对外贸易，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保持融洽，实现对外关系的发展，发动“经济战争”实现称霸诸侯，做到以商止战。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
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
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在当时那个王室势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
管仲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就是“以商治国”。
他在经济上的创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三项：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
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既相信市场的作用也相信政府的作用，是混合经济体制的创始人。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同时采取“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兵战商战”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
1、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2、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3、采用“经济战争”，即通过提高物价水平，拖垮敌国的经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记录了多个案例，比如提高绨价以颠覆鲁、梁，提高茈价以颠覆莱、莒，提高鹿价以颠覆楚国，提高狐白之价以颠覆代国，提高器械之价以颠覆衡山等等。在他国 "以钱为纲"，放弃本业全力追逐利润时，在齐国则广积粮食。等到别国的粮食感到缺乏，而齐国的谷物又不准自由买卖，别国的人民为了取得粮食的供应，就不得不相率归顺了。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下，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目标，是春秋战国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
齐国本来最有条件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帝国的齐国。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因此，尽管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以商止战”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齐国霸主地位仅仅一世不到40年。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公元前230年，秦国正式向六国发起战争。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共计10年的时间，先后按顺序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
齐国最后一个灭亡，一是因为它处于东面，与秦国的西面遥遥相对，两者没有直接的利益纠葛。二是齐国一直梦想独善其身，五国征讨秦国时，也保持着中立，更可笑的是，直到燕国灭亡，秦军兵发齐国时，它还做着梦。
苏轼在《六国论》中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五国既灭，齐亦不免矣。”
齐国为什么从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泱泱大国被秦国所灭，是应该从各方面探讨其历史原因和教训的。
其中齐国继承依赖管仲的“经济战争”的思想，导致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缓慢“兵备松弛”，齐国丧失斗志，总想发财致富，不思进取。管仲的“以商治国”让齐国富起来和“以商止战”发动“经济战争”的思想也许是原因之一，这也是管仲没有能想到的。
纵观历史，帝国的扩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即从农业文明时代军事为主导的古代帝国扩张模式，工业文明时代资本贸易和殖民统治相结合的近代帝国扩张模式，最终演变到以资本贸易消费的现代帝国扩张模式。
近代帝国扩张模式的代表就是英国。通过资本贸易和殖民统治的方式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
1、英帝国这样的“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资本在扩张过程中与权力互相作用而形成的结果。管仲的春秋战国时代，货货交易更为常见，影响交易的效率，资本投资的根本无法开展。
2、大英帝国通过对征服的地区或国家采用殖民地统治方式，既带有统治又有贸易投资的双重目的。管仲的齐国没有附属国，与诸侯的关系是平等的，都是在周天子框架内。
管仲的“以商治国”、“以商止战”的本质类似于近代大英帝国的资本贸易和殖民统治的扩张模式。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齐国只能短暂实现称霸诸侯，无法持久。春秋五霸或七雄称霸，除齐国是采用和平方式，其他都是采用武力来实现。只能沿用农业文明时代军事为主导的古代帝国扩张模式。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
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管仲的实践，展示了他高超的思想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