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道理张煌言也未必不懂，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业无异于鲁阳挥戈，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但他此时效忠的早已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他效忠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信仰，是一个民族。
所以这些封疆大吏的劝降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煌言的拒绝，他意气风发地说：
“我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不必多言。”
由于张煌言巨大的影响力，当地官员不敢擅自处理，于是赶紧向北京朝廷上奏，说明情况。按理来说这么重要的犯人应该是要被押覆京师再三审讯的，但是清廷此时害怕夜长梦多，于是迅速发来密旨，要求就地处死张煌言。
张煌言前往法场之时身上穿着的依旧是明朝的衣饰，周围的杭州百姓在清朝的统治下已经过了二十余年，早就换上了长袍马褂，蓄起了金钱鼠尾，不想今日又在张先生身上复见汉家衣冠，一时之间百姓泪下潸然，感念万千。
张煌言立于法场之上，远眺南宋皇城凤凰山方向，淡淡地留下了一句：“好山色”。
短短三字，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言毕之后，坐而受戮，慷慨殉节，时年四十有四。而他的妻子和孩子早在他之前就已经被清朝*害，合家殉节。
张煌言的书童杨冠玉年幼，本可免于一死，但杨冠玉坚决拒绝，要求与张公同死，与张煌言同日被害。
在殉节之前，张煌言专门留下诗作一首，以示自己的忠义气节：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张煌言殉节后，由一个和尚为他收尸，外甥为他买回了首级，然后埋葬在了西子湖畔。
时间一晃来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清朝入主中原百年之久，早已是根深蒂固，天下太平，所有的反清势力烟消云散。
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树立典型，乾隆皇帝大肆表扬为明朝殉节的大臣，还特意编写了一部《胜朝殉节诸臣录》，鼓励清朝大臣向他们学习，张煌言正列此传中。而那些投靠清朝的诸如洪承畴之流反而被编入了《贰臣传》，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大的挖苦。
张煌言的墓得以大修，供世人瞻仰，很大程度上是清朝保护和宣传的结果，这也是历史的无奈与讽刺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正是能够受到对手的尊重与敬仰，从这一点上来看，张煌言无疑是明末的一大完人，他与岳飞和于谦并列为西湖三杰，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