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表达：
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前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时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和进化论思想，其性质仍属于旧民主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已是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作舆论准备，其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
考情分析：
新文化运动：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有着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后期宣传马列主义，在党史占有一定地位。高考题中一般考察新文化运动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和反应，题型灵活多变。
学者观点：
梁向阳：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晚清以来被列强觊觎，落后挨打归罪于两千年来的封建制 度、封建礼教，归罪于孔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等 口号。这在当时自然具有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间也不乏偏激、片面之 处。封建统治者不断修正孔孟之道，使孔子及孔孟 之道的民本意识、仁政内容等优秀思想逐渐削弱，而封建等级制度却不断加强。（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孔孟之道的原因）——梁向阳，杨玲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学反思》，《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7期
韩俊：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思想界整体上处于混乱状态。一方面，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最 后一个封建王朝，却没有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性质。这让一些人对辛亥革命萌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预图根本之救亡”，务必把国民从封建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为此，他们发起了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著名的
《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于1915年9月在上海正式创刊，这本期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提倡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旧封建，《新青年》前期所宣扬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思想武器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欧洲文明背景下的战争，已经开始反思要不要向西方制度学习了。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点亮了希望，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俄国道路。第一，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第三，中国特殊国情注定无法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四，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光辉和劳苦大众立场，适合中国国情。（介绍新文化运动背景及后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闫涛：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初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是俄国时代精神的彰显，评论其革命性质与以往的革命截然不同。李大钊于 1918 年 11 月初在《新青年》第五卷发表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布尔什维的和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文中再次强调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李大钊于 1918 年 12 月写了文章《〈国体与青年〉跋》，他辨析了社会主义与民主内在价值联系，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摧毁君主、退却军阀，获得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民主后，紧接着追求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国的民主要朝着这个路向前进。李大钊于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刻发表文章《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来阐释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因后果。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爱国的、反抗侵略的、反对强盗行为的学生运动。李大钊呼吁中国人要进行彻底的抗争，而不能寄希望于旁人施以援手，因为在“强盗的世界”“强盗的时代”这些都无异于白日做梦。五四运动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学生膺惩卖国贼的纪念日，是对帝国主义进行总进攻的纪念日，更是被压迫的民众向施以压迫、施以强权的国家抗争的纪念日。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主要是回应胡适在此之前（7 月 20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争论的焦点就是在中国要不要倡导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这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次公开的针锋相对的争论，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的流行打下了坚实基础。胡适首先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强调：人类的社会运动既要研究现实问题，又要主张理想主义，这是相辅相成的。（李大钊的活动）
桑兵：胡适虽然被奉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只认可“新思想”，对于“新文化”以及“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现行的历史叙述，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连为一体，概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具体的历史表述和逻辑演进，却是说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事实关联，很早就有学人提出质疑，认为查阅各种史料，在 1919 年底以前， 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事实表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不是《新青年》，而是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因为陈独秀被捕入狱， 停刊五个月，未能对新文化运动发生即时影响，因而也没有能够构成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性事件。除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外，其他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都很少提到新文化运动，既没有即时的记载，事后也不大谈及相关问题。况且，陈独秀与胡适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鼓与呼，胡适则不仅公开声称没有新文化运动，连新文化也没有，而且反对参与其事。因为之前被广泛征引的各种文字言论在胡适等人看来只是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学、新文艺，而非新文化，就不难做出初步的判断，即《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其实相当疏离或隔膜。与胡适根本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先是热烈响应，继而全力鼓动。1919 年 10 月陈独秀出狱后，独力接管《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蔓延的动向，立即着手纠正《新青年》同人自外于运动的漠然偏向，并在同期发表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旗帜鲜明地站到新文化运动一边。这是《新青年》首次表态赞同新文化运动，但是显然只能代表陈独秀本人的意思。胡适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承认“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动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达到新文化运动的程度。在胡适看来，由高深的学问创造出新文化，才能带动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胡适显然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重心在文化，所以先要提高，否则没有文化，何来文化运动。陈独秀则认为，对于少数人的高等文化而言提高固然重要，但是多数人的普及同样不可偏废，否则一国的文化就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发起新文化运动，正是为了实现革命目的而展开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形式和手段是和平的，亦即并非武力和军事斗争，性质却是革命性的社会运动、国民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思想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还有其直接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完成五四运动的未竟之业，推翻掌控中央政权的段祺瑞和安福系。之所以在五四运动之后紧接着再发动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五四运动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的，反而遭受了挫折和损失，因此国民党、江苏教育会以及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再度联手，试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反对安福系，动摇其权力基盘，并在全国范围瓦解军阀统治的根基。（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