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蒲松龄是清代著名的小说家，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的故事妇孺皆知，《崂山道士》、《画皮》更是耳熟能详，但这样一部作品中，除了表现蒲松龄借助妖魔鬼怪来针砭现实，还体现了他什么样的思想或精神情怀呢？以下从作品的美学角度来解读蒲松龄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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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清代杰出文学家，他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然坎坷的遭遇和长期艰辛的生活，使他加深了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社会弊端的认识和了解，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他毕一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８卷、４９１篇，约４０余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聊斋志异》的大量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即善恶美丑的思想，通过这个观点，深刻的反映了作者的美学思想。蒲松龄的美学思想可以从他的善恶美丑观，家庭道德观，义利观中来归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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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蒲松龄的美学思想中，善恶的标准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家庭道德观，以及正义邪恶观。无论是善恶还是家庭道德、正义邪恶，蒲松龄都从中和美学观点出发，始终贯穿了扬善惩恶和教化的功能，由此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作品通过揭露腐败、黑暗的封建统治，控诉科举制度，抨击封建礼教，赞扬讴歌纯洁真挚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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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善惩恶首先要分清善恶，作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好坏之分，事有善恶之别。在他的笔下，往往把恶人写成狞鬼，把好人写作比作美丽善良的女孩。在《画皮》中，通过对以蒙骗、恐吓、残*等手段害人的狞鬼的惩办，表现了作者除恶的思想：在《席方平》中，对于坚贞不屈，决不向恶势力屈服的席方平大加赞扬，充分显示了作者扬善的思想，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表达了作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爱护。作品中，作者往往把善与美结合起来，通过外表美，表达内心的善。在《娇娜》中，作者就描写了一位貌美、手巧、心底善良的姑娘。“年约十三、四，娇波慧流，细柳生姿”，天使般的外貌，她的美光彩照人，令人陶醉，然而仅有外表是不够的，接下来作者通过对娇娜为孔生诊断、开方治病，把孔生对娇娜的爱慕之情写到了及至。就是这样一对相互倾慕的男女，却不能结为伉俪，不能不令人遗憾，就是这种遗憾，娇娜却“不羡其艳妻，而羡其得腻友”，表现出了娇娜高尚的人格魅力，男女间纯真的友情。娇娜的形象，可以说是外表美与心灵美的统一，善与美的和谐。同样在《阿霞》中，作者描写了“丰韵殊色”的姑娘阿霞。这个姑娘不仅有艳丽的容貌，更有过人的聪慧，她虽与景生有旧约，而一旦发现景生对自己的爱并不纯真时，而是喜新厌旧，阿霞看穿了景生的为人卑鄙，毅然另嫁他人，使负心郎鸡飞蛋打受到惩罚。作者是在宣扬一种美德，通过这种美德来升华善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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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清好与坏、是与非的基础上，对善者进行赞誉、对恶人予以惩罚。比如描写官场，作者认为，善者应是廉洁奉公，一个好官就应忧民爱民，否则就是坏官、恶官。在《潞令》中，作者写道“官无贪廉，每莅一任，必有此两事。”因此用廉洁奉公和贪赃枉法来衡量官的好坏。于是揭露了潞令虽为父母官，却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成了“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的刽子手。然而作者忧民的官却是赞颂不已，并给予高度评价。在《一员官》中，对济南府同知吴公的刚正不阿的精神大加赞扬，称其是济南府中唯一的一员官。由此看出，作者对当时的官吏是有明确态度的，那就是以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用善恶的观点，对具体的官吏作具体的评论，与民有益者则称为好官，与民有害者则骂为坏官。
作者的美学思想从作品的道德观中也能表现出来。蒲松龄一生扎根农村，穷困潦倒，目睹了千家万户家庭关系的变化，从而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家庭成员中人物形象，从而反映出封建社会家庭成员中的人际关系和家庭风貌。描写夫妻关系的，如《阿宝》中，塑造了一个赤诚男子孙子楚，为了追求爱慕的人，竟不惜“以斧断其指”以表忠贞，后又化为鹦鹉与阿宝形影不离，作者认为，情人相爱，就应是情真、情深、情切。对于负心郎作家是加以鞭挞，给予惩罚。在《阿霞》中，对于喜新厌旧的景生，作者让他自作自受，最后鸡飞蛋打。描写婆媳关系的，在封建社会，婆媳关系实际上是主仆关系。媳妇是婆婆的奴隶。然而蒲松龄认为，媳妇应该孝敬婆婆，婆婆也应该爱护媳妇。例如在《珊瑚》篇中，写了沈氏不能正确对待贤良的媳妇珊瑚，导致了婆媳矛盾，作者认为导致沈氏与珊瑚间矛盾的根源在于婆婆，因为婆婆往往以家长自居，看不到媳妇的优点，一味地吹毛求疵，于是关系越搞越糟。描写兄弟关系，封建社会，兄弟往往因财产原因而关系不和，蒲松龄认为，兄弟应该谦让。在《二商》中，对二商高风亮节的人，给予了高度赞扬，大商对二商虽然落井下石，在其弟极为贫困之时，连一粟也不借给，但二商不计旧仇在大商遭到抢劫之时，仍能挺身而出率子去救，并且说“彼顾无情，焉有坐视兄死不救者？”这些表现出了作者处理兄弟关系的正确观点。
在描写爱情，友情的篇目中，作者表现出的是对爱情的纯真，对友情的纯洁的歌颂与向往。蒲松龄在他的《为人要则》中，把自己的人生观、处世哲学归纳为“正心：立身：劝善；徒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哲学思想。
“义利”是蒲松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蒲松龄的思想深处有着强烈的“义利”观点，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他主张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取得利，这是合乎人的道德要求的。因此他鄙视、批判不劳而食的社会陋习。在《劳山道士》中，作者用讽刺的笔调批判了王生的懒惰、不吃苦，而由幻想幸福生活。而在《骂鸭》中，作者表达了对游手好闲、偷盗者的憎恶，这也是对不劳而获行为的批判。蒲松龄笔下的“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是以德报恩。在《义虎》中，作者从以功补过的观点出发，表现老虎“义”的行为，它虽然吃掉了老妇人的儿子，却有悔过之意，又向老妇人尽了孝子之心。第二是舍己为人。这种义的行为充分揭示出人的崇高的精神世界，是一种自我的表现。《王六郎》中，写了溺鬼王六郎舍己为人的行为，虽然上帝为他安排了替死鬼，但替身是个有孩子的夫人，王六郎不愿做这种“代弟一人，遂残二命”的缺德之事，于是在妇人落水之后，有让她回到岸上。第三是以诚交友。在《酒友》中，作者描写了车生用酒与狐狸交友，狐狸为答谢车生，不仅赠金，而且想法让他获利。而在《雨钱》中却嘲讽那种为钱交友的伪君子。同时作者还认为几种“不义”的行为，损人利己、以权谋私、道貌岸然都是不义行为。文章中，作者提倡人要有义的精神，把义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凡此种种，表现出蒲松龄的美学批判方法是以“善”或“美”为首要的。综上所述，蒲松龄的美学揭示了善与恶、美与丑的关系问题，他的整体的美学思想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还要符合“义”的道德范畴，这也就难免不表现出他的文艺观的历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