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尘，书增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苏东坡《思治论》全文解析木尘、书增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原文】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解释】以我苏东坡来看，天下有什么病呢？！只不过是开始不能立志向、大愿力和目标，所以最终不能成功成就，反而又因为不能成功，则厌恶之而更加不立。洞察人之常情，一般来说都是一举而没有成功则会怀疑，再者就会疲倦厌倦，三则就不再去尝试了。当今之士，之所以相顾，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不肯去有为，并非没有忠义慷慨之志向，也并非才学道术谋虑不如人，而是忧患其苦于难以成功而不再去立志向去谋划了，可能根本想法都没有了，都放弃了。岂不知之所以不能成就者，罪过在于不去立志向、不去有开始的想法。如果能够立志向，坚定不移，排除万难，就可以成功了。苏东坡所讲的立要立什么呢？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立心、立大志向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名利。正如*总理年轻时候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正如范仲淹所立志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正如孔子所说：要修君子儒，有志向于大道；不是修小人儒，有志向于名利。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面对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政见不同，但是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而已。正如*所讲：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即使放在古今皆准。二十大以后，我们国家*马不停蹄奔赴延安，重走立国之路，不忘记初心；去考察三苏祠，重视苏东坡等人才，重视传统文化。我们红色文化是脱胎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立意深远。《道德经》中讲：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不慎终也。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百姓从事事业，常常几乎要成功而最终却失败了。正是因为不能够谨慎去坚持努力。如果能够慎终如始，那么就没有什么失败的事情了。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要走一百里路程，走到九十里只是一半呢！最难的就是要破除万难去坚持。假如失败的次数多了，如同玻璃杯中的跳蚤那样，一开始放一块透明的玻璃盖住，跳蚤碰壁多了以后，即使把玻璃盖拿开，跳蚤也不会再跳得更高，不会再尝试跳出来了。比如当今社会，或许我们年轻时候都曾经梦想着能够创立一番事业，都曾经豪情万丈，但是经历社会的内卷和碰壁，两鬓开始斑白的我们，开始放弃昔日的梦想了。然而，事实是如何呢？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旅途，每个人绽放的花期是不同的，比如姜太公七十遇文王、晋文公六十而称霸、诸葛亮二十六岁出山辅辅佐刘备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和天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机缘。比如张仲景的天命是完成《伤寒杂病论》、是成为医圣。扑灭疫情的清肺排毒汤就是由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四个组方构成。苏东坡被贬到湖北黄州的时候，刚好遇见大的寒湿疫情，他拿出从同乡那里得来的祖传秘方圣散子方，救人无数。当初，他可是指着江面发誓说不会泄露出去，自己同乡才把方子传给他的。苏东坡慈悲众生的苦，违背了誓言，这是大善，他的《苏沈良方》医书中记载这个方子。苏东坡说：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有点类似于左丘明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世人往往急功近利，或者没有很好的容错机制，如果不能成功则就会怀疑，疲倦了，最终则选择放弃了。比如三年疫情，其实本来防控好好的，后来就疲倦了，三年就去之了。如果能够慎终如始，就无败事了。其实我们更应该要看到，疫情一开始控制很好，国内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放开了，人们所期待的繁荣并没有出现。《道德经》中讲：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踮起脚跟者不能站立长久，不能立得稳，大跨步走路则行走不远。如果我们要立长久，需要谋千秋之大利，而不是谋个人的小利。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好高骛远，不能立于空中楼阁。我们国家能够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梦想，能够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的梦想，能够立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能够立建党建国多少年的梦想，能够立五年规划等，所以必然能够朝着理想中的中国前进。国家*寄厚望于青年，青年人不能妄自菲薄，不要放弃心中的理想，选择躺平。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原文】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解释】（1）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现如今世上有三种祸患而终究不能去除，不能处理好，要粗略地算起来，之所以有此三种祸患，则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具体哪三种祸患呢？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国库财富不能充盈丰富，兵力不能强大，吏治不能选择到好的官员，无好官员可用。（2）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从大兴土木建设宫殿亭台楼阁、宗祠祠堂等劳役的兴起；自从钱币、茶、盐等管理之法败坏；再加上对外用兵打仗，而天下常常忧患没有钱财、担心国库空虚。五六十年之间，在下位的人常常游走谈论聚集一起讨论，而上位的人经常改革变化政令法令，以求能够丰盈财物者，可以说是不可胜数了，而财物国库终究还是不能丰盈。不管对辽国和西夏打仗是胜是败，都给别人送钱，再富有也会匮乏的。在用兵打仗方面。宋太宗赵光义的雍熙北伐大败、错误用潘美。致使杨令公被围困战死，我们在杨家将的评书故事中应该都很熟悉；宋真宗赵恒（赵光义儿子）在辽国萧太后孤军深入，敌军统帅被宋军八牛弩射*，萧太后痛哭，罢朝五日哀悼，辽军士气低落，而宋国军民士气高涨，大军几十万集结在澶渊即现在河南濮阳一带；当时寇准极力要宋真宗御驾亲征，寇准所依赖的统帅为杨六郎杨延昭；杨延昭上书建议把守要塞，各个歼灭辽军，趁机收回燕云十六州，但是不被宋真宗采纳。萧太后担心孤军深入全盘皆输，主动提出求和，反而宋真宗以每年进贡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的代价讲和。宋朝虽然战胜但是却每年进贡，太过于懦弱了！当然，宋辽之间二十几年的战争，在经历澶渊之盟以后，几乎百年间没有大的战事。当然，后来不久萧太后去世，辽国内部不统一，也无力南下侵犯宋朝。（3）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从宋辽澶渊之战役，当时辽国萧太后孤军深入，宋朝用八牛弩射*辽国统帅，辽国士气大落；此时北虏契丹辽国虽然求和，而终究不得要领。当时有寇准和杨六郎杨延昭，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接受了对方的求和，每年要进贡给辽国十万两白银，十二万匹绢。并不能接受杨六郎把守要塞，各个歼灭辽军，再趁势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建议。而后，在1038年北宋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西羌族人自立建立西夏国。北宋和西夏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宋仁宗年间，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和猪队友韩琦拍档，韩琦不听劝告，结果带五万多宋军一路追击西夏军，中西夏军埋伏全军覆没，宋仁宗震惊，连带范仲淹都被贬了。真是冤死了。潘仁美和杨令公一起拍档，潘仁美是猪队友，也害死了杨令公等满门忠烈。如果要了解更全面一些，有必要了解一下北宋建立传承过程。后周周世宗柴荣去世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那里被部下黄袍加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宋朝。道家神仙陈抟老祖和赵匡胤有很多来往，陈抟老祖知晓天命所归，在华山脚下等赵匡胤。赵匡胤对兄弟太过仁慈，历史上有著名的刀光斧影的传说，据说是赵光义谋害赵匡胤，夺取皇位。从后来赵光义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赵光义人品德行极差，比赵匡胤差远了。后唐李后主和夫人小周后投降以后，赵匡胤对他们以礼相待，但是赵光义后来把李后主毒死，非礼小周后。不仅仅非礼，还不过瘾，还叫大臣观看，叫画师画下来。小周后为了李后主忍辱负重，李后主死后她也寻短见了。赵光义更是挑战赵匡胤的底线，当着她的面射*了赵匡胤敬重的花蕊夫人。花蕊夫人为后蜀的皇后，曾经作诗句如下：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如此有才德的女人，令赵匡胤更加敬重和怜惜。赵光义夺得北宋政权，作恶多端，所以后来也有很多的恶报回报给他的子女们，特别是靖康之耻。赵光义的儿子赵恒即位以后，就是宋真宗。宋真宗期间，和辽国之间的战事不断，澶渊之盟就是发生在宋真宗在位期间。那时候有寇准和杨六郎杨延昭辅佐。宋真宗是个痴情种，找了个民间贤德女人刘娥为皇后。赵光义极力反对，把刘娥驱逐出去，可是宋真宗偷偷在一起十五年，等到自己亲政以后，才把刘娥接入宫中。可以说，契丹辽国有萧太后，而北宋这边有刘娥辅佐，也算是宋朝的福份了。宋真宗之后就是宋仁宗，刘娥没有孩子，据说她有一次和宋真宗去寺庙看到一个知书达理的尼姑（后来是李贵妃），带回来当侍女。让李贵妃怀有皇子过继给刘娥。评书和古剧本中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脱胎于此。所生的孩子就是宋仁宗。真实历史刘娥是很善待李贵妃的。刘娥可以说，可以与武则天、吕后并称，但是下面大臣上书让她效法武则天，她都撕掉奏章拒绝了。宋仁宗之后就是宋英宗，可以说宋仁宗和宋英宗对苏东坡非常器重，可惜宋英宗在位仅仅四年就去世了。本来宋英宗想要重用苏东坡，询问宰相韩琦的时候，韩琦反对，宋英宗只好作罢。韩琦就是范仲淹的猪队友，在对西夏战事的时候，所带五万多宋军被全歼了。韩琦和范仲淹被贬，可是后来韩琦却爬到宰相的位置了。宋英宗之后就宋神宗，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被冤枉的，就是宋神宗。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改革。虽然王安石和苏东坡面对改革政见不合，到那时眼看苏东坡要被问斩的时候，王安石当时已隐居于金陵，还专门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才士乎？”于是苏东坡被贬，经历大的生死劫难。言归正传，我们回来解释苏东坡的原文。因为辽国和西夏，边境不得安宁，而且宋朝在战胜的前提下，还给辽国岁银，如同附属国进贡那样。在面对西夏的战争的时候，后来西夏愿意对宋称臣，成为附属国，还是变成独立国家了。但是宋还是每年赐给他们很多金银好处，重大节日还要额外赐给许多金银。满足宋的虚荣心，实际上不知道谁是谁的附属国了。宋朝的软弱，造成辽国和西夏日益骄傲自大。要打仗而不能取胜，要守疆土则不牢固，而天下常常忧患无兵可用。然而是事实是不是无兵可用呢？！宋朝可以说是极其烂好人，不能做到赏罚分明。对辽国打胜仗，完全有希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都放弃了，苟且偷安。在打胜仗情况下还接受求和，每年进贡大量岁银给辽国。对于西夏，名义是赏赐，实际上是进贡而已！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名义上西夏是附属国，而实际上刚好相反。并不是无兵可用，宋朝有杨家将杨令公一家、有寇准和杨延昭杨六郎等；有范仲淹等。潘美和韩琦等败军之将，没有大的处罚，反而处罚范仲淹等贤臣能人。不是无人可用，而是没有能够用贤才而远小人。因为赵匡胤被黄袍加身以后，他担心自己的部下也效法他来个黄袍加身，所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宋朝都是重文轻武。加上赵光义这一脉，赵光义极其缺德，作恶多端，损失国家福德，更是埋下靖康之耻的种子。五六十年之间，在下面经常游走谈论，聚集议论，而在上位的人变革政治改变政令以求强兵，不可胜数，而兵终究不可变强。改革的源头在于王公贵族，在于天子和丞相等，特别是天子的意志。如果作为天子，只是求苟安，如何能实现强兵呢？宋朝可以说人才辈出，只是不会用而已。可以说宋朝君主的心力太弱，缺乏立定战略定力。战国时候齐王好紫色衣裳，全国的人都好紫色衣裳；楚王好细腰美女，全国人都喜欢细腰美女，女人为了减肥甚至有饿死的。正所谓上行下效，什么样的君主就会吸引什么样的大臣。周朝出文王，天下得道贤德人才必定是归心的；商朝成汤有伊尹；明代朱元璋有刘伯温；汉代刘邦有张良等。（4）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自从科举选举更加严格以后，而官吏拘泥于法令，而不再有志向于功名。反正官场腐败成风，平常人比较难改变命运，求功名。什么是考功课吏法呢？即实地考察官吏的政绩，有功则赏，无功则罚。不能做到对管理赏罚分明，考核法坏，而贤者不能有所劝进鼓励，不肖不贤德的人没有什么畏惧，而天下人常忧患没有好的官吏可用。然而实际上如何呢？韩琦兵败反而得到重用，而贤臣范仲淹反而被贬。潘美把杨令公一家害死，那么惨烈，反而没有被重罚。如此岂不是寒了天下人的心。范仲淹发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 吾谁与归？（5）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财物不可变得丰盈，兵不可强大，官吏不可选择贤德人才，难道是真的不可为吗？当然不是的。所以说：开始不立心，不立好目标；发心发大愿力都没有，最终又不能成功，又正是因为老是不成功，所以更加厌恶而更加不立心了。比如对于辽国和西夏，都不能建立威严威信立德，如何能够真正抵抗强敌呢？假如有燕昭王那样求贤若渴，建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有那样的至诚，方能感召乐毅这样的人才。假如有周文王和刘备那种求贤若渴的心，何愁没有人才可用呢？所贵于立，规摹先定【原文】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解释】所贵于建立者，先要有规划谋划先要定，先要立心立大志向，立可行的目标。如果缺乏战略定力，如何能够坚持不懈呢？古代的君子，内心先要定规划蓝图，要描摹好。比如当今规划的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首先要立大心大志向。而后围绕着立心，慎终如始那样去从事去努力，所以也能够相应的成气候，而能够逐步成形。如果富国强兵的蓝图都没有，就无法凝聚人心，共同对外。众人以为是完全无法预知规划谋划未来的，不可预知的，而君子以为这是天下必然之理。比如炊煮米饭无不变熟，种下好的种子无不生根发芽的。所以说，首先要描摹规划谋划好，立心发愿要好，就可以省力而成功速度快了。苏东坡此篇文章可以说洋洋洒洒，令人感叹为文曲星下凡。并非没有规划，而是苏东坡已经得道，自性之中源源不断流出的真言而已。不是写一句才知道一句，而是整个文章都了然于胸，而下笔如有神。诸葛武侯躬耕南阳，而知晓三分天下。《道德经》中讲：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对于得道怀道者，知一世可以知万世，知一心可以知万心；知一国可以知万国的。《孙子兵法》中讲：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在出征之前就要有庙算谋划，交战双方哪方符合天道呢？大将哪个更加贤能呢？天时地利人和哪个更好呢？比如辽国萧太后孤军深入，在统帅被宋军八牛弩射*的情况下，辽军已经强弩之末，在宋朝境内澶渊即河南濮阳那里求和，岂有此理呢？辽军必败，因为有寇准和杨延昭，还有宋真宗御驾亲征。法令能否真正实行，士兵哪边更加强一些，士兵有无充分操练？能否做到赏罚分明呢？孙子我从这些就可以知道胜负了。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原文】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解释】昔日春秋时候，郑国的子太叔向子产询问如何为政治国。子产为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太叔后来接替他的位置。子产说：为政如同耕种种地那样，日夜都要想着它，想着如何开始，如何善终，如何播种插秧，如何灌溉，如何除虫，如何收成。朝夕都在坚持行动，所行都不会超越所思想的，比如像农田都有畔那样间隔着，一亩一亩不会超越。子产认为不思考而行，不知而行；和凡事都行动而超出于思想之外者，正如农田没有畔的间隔和定位一样，没有什么目标规划。一开始虽然勤快，而终究必然会废弃的。如今富人要建立宫殿亭台楼阁，建立房舍，必然先要考虑料想清楚家财的丰盈还是简约，家资的多少，这样才能够知晓建造房舍的大小。不能没有多少钱，而建立豪华很大的房舍。既然内决于心以后，然后就会选择良工，善于建造的人，只要用一个人就可以了。必然告诉他说：我将要建造房屋若干，要用多少材料？要用劳役工人多少人？几天可以完成？土石方、木材、芦苇等，我该在哪里去买、去哪里去运？善于建造的良工必然会告诉他说：在某个地方有木头，在某个地方有石头，用多少材料，用多少劳役工人，用多少天可以完成。主人于是听从了。因为有与预先的谋划规划立心，就按期完成，既建成而不会失去妥当，又不会花费太多，主要是因为预先有立决心、规划和描摹，就可以定了。对待辽国和西夏，实现要有立心和决心。如果一开始所立的心，就是求和，求苟安的心，那么就不会花大的决心和代价去打仗了。如果所预想的好好的，但是没有农田的畔限制，不按照规定的去做，慢慢就都变样了。如果要有心对待外邦，比如汉初，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北伐匈奴，结果被匈奴团团围困，后来侥幸脱险以后。就选择给民休养生息；经历文景之治，窦太后的治理，国力富足以后，汉武帝终于一举荡平匈奴。今治天下则不然【原文】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解释】当今治理天下则不然，并不按照子产所说的那样去为政。百官都有各自的司职，但是不知道在上位即天子想要什么，而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小心思。对于自大好大喜功者，想要成为王侯；好权力者想要称霸霸道；而偷懒者，懒政惰政者想要休息。文官所管理的地方，则治理刑罚和牢狱；而爱好聚财敛财的官员，则以金钱财货为急。甚至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比如青苗法的时候，变相给农民发放高利贷，增加农民的负担。从上到下，各自有自己想法，百姓就不知无所适从了。待到发一政令，则说姑且试行一下而已，到底能否成功，能够有济于事吗？就无法知道了。前面的政令还没有见到其利害，而后面的政令又发出来了。对于防疫也是如此，一开始武汉防护得很好，后来不断地*操作，对于检测机构赏罚不明；不断地出多少条、多少条，扰乱了地方防疫；单方面放宽了国外进来的隔离时间。不大力提倡中医药预防和治疗，对于清肺排毒汤特效药视而不见。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兜售所谓的特效药。实际上清肺排毒汤就是廉价特效药。如今所谓的新政，比如王安石组织的变法等。听一开始的议论，岂不是觉得很美好，可喜可贺呢。然而公布于天下，而最终却不知所终，不能很好施行。比如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保甲法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好的规划描摹战略定位。百官各自有各自的心，有各自的想法，用还是不用，取舍都仅仅凭个人的好恶，而废止还是兴起取决于多寡，大多数人赞同就用，大多数人反对就废弃。如此是不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说，有万全的大利，对国家对百姓有长期的利益的，而因为很小的不方便而废止就有；百世的祸患，因为小的利益和便利而不顾及也有。比如只是从国外进来隔离时间久了那么一点点，就去蓄意攻击改变隔离政策，使得国外疫情引入；而完全不顾及那么多的老人、孩子、孕妇等。以经济发展为理由忽悠国家放开疫情，最终受苦的还是广大老百姓。所用的人没有什么常的责任，而所发的政令也没有什么成效。即使潘美陷害忠良，韩琦兵败都不处于重罚；反而范仲淹、杨六郎、寇准等贤臣都容易遭到排挤和迫害。这就好比是要去赶路往千里之外而不准备干粮，而只好去从路人那里乞讨一点点粮食那样；治病不知道所应当用的药，而百种药都要去尝试那样，侥幸在一物之中，把性命托付给侥幸之中。所以要去掉前面所说的三种忧患，是不可得的。治病抗疫不是侥幸依靠随便哪种药，经历长达三年的抗疫，国家都有成功方案，比如清肺排毒汤，可以排掉肺部五脏六腑中的积水，不管是发烧、轻症重症都可以治疗。而管理卫生防疫部门，只是匆忙低调发了一个中医药的方案，避免被问责而已。把清肺排毒汤避而不谈，阉割了，只是发了大青龙汤加五苓散作为基础方。对于理财金融行业也是如此，基金理财产品去年大规模亏损，但是从业人员却极其高的提成工资，旱涝保收。如此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伤害信誉和信心，这是竭泽而渔。比如地方政府把许多的资金都建设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所谓的科技平台，浪费许多资金。许多时候只是锦上添花，而不能做到对企业雪中送炭。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原文】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解释】昔日姜太公分封治理齐国，而周公分封治理鲁国。等到数十世以后，子孙的强弱怎么样，风俗好恶怎么样，民风如何，都可早就可以预料的了。姜太公和周公治理齐国鲁国，民风会变好的。当然不如姜太公和周公在世的时候，但是齐鲁相比其它地方都会好很多。即使是现在齐鲁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都是很好的。比如韩愈在广东潮汕地区的教化，也有很好的传承。为什么姜太公和周公能够治理那么好呢？因为姜太公和周公的施政教化政令专一，不会朝令夕改，则顺势就可以有为了。管仲辅佐齐桓公为相，自从一开始为政而到称霸于诸侯，他所施设都是有方法的。等到他成功以后，世人都知道其所以然，知道他为何成功了，至今还可以去学习和复盘的。管仲征服楚国，用的就是经济战的思想。管仲大规模高价收购鹿，让楚国王公大臣和百姓全部都上山去抓鹿去了。管仲又偷偷高价收购粮食，使得楚国荒废农业，错过农时，又缺少粮食，楚国这样的大国只能给齐国臣服了。比如我们举国都以房子为贵，全民去搞房子，荒废了许多事业。当然了，幸好我们国家*高瞻远瞩，有战略定力，所以有航母、大驱逐舰、潜艇、大飞机等项目，确保有大国重器。否则不堪设想。咎犯为晋平公时候的隐士，因为平公好乐享乐，不理国政，往往劝谏者会被处死，国人很是担忧，咎犯冒死谏成功，平公醒悟，请他参与治国；范蠡在越国辅佐越王勾践。晋文公和越王勾践想要用百姓去打仗建功立业，而咎犯和范蠡都说时机未到，还不能用；等到时机成熟可以用的时候，顺势而为，以很小的代价，可以破除楚国、可以灭掉吴国。如同是在旁边而顺手取之那么方便。此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只是由于政见极其昌明，而策略很成熟、时机成熟罢了。当然，随着姜太公和周公的时代远去，到了周朝末年，就纷争不断了，世风日下，也是可以预知的。《道德经》中讲：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太上上古时期，百姓不知道有大道，但是暗合于道。其次亲近大道赞誉大道。比如汉代文景之治，窦太后等推崇黄老之学；唐代武则天要求王公大臣都要学习《道德经》。其次畏惧大道，感觉畏难。觉得大道很难懂，很难学，很难行，很难知。其次根本不信大道，笑话大道，诋毁侮辱攻击大道。《道德经》中讲：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大道废止了，世人都很难相信了，就说更简单一点的仁义。国家混乱，忠臣良将才显现出来。宋朝国家遇见畏难，范仲淹、陆游、辛弃疾、杨家将、岳飞等一大批的忠臣良将出来了。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原文】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解释】当今之世，也是需要如晋国贤臣咎犯和越国贤臣范蠡那样的明道明德的人，熟练策略谋划而已。什么是明呢？首先要明道明德，就可以足不出户而通晓天下事了。《道德经》中讲：见小曰明。见到细微的大道透露出的光明者可以说明道，大道如同日月，只是被物欲乌云所遮蔽罢了；见到自性亮光可以明心见性，得道了。所谓得道就是知晓自性本心。《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正的大学之道，在于发明自己光明德性，在于亲民，还要发明百姓本有光明德性，点亮百姓德心灯，归于至善的大道。范蠡为怀道高人，他有注解《黄帝阴符经》。只有真正明心，方能够明大理，明治理国家之理。霍光被班固评论为不学无术，暗于大理，结局也不好。于是官员们都争着说：如此如此而财物可以丰盈，国库可以丰盈了；如此如此兵可以强盛了；如此如此官吏可以选择贤才了。于是我从其中可行者的言论之中开始选择，规划描摹定位，从顶层开始设计规划，发心要勇猛精进努力；守住要专心致志有定力，坚持不懈，水滴石穿；强有力强行去达到目标，正所谓强行者有志向，即使遇见困难都不改初衷，日夜思虑求合于所规划描摹的目标，合乎在预料的范围之内，而不会想着老是任意随意超越规划和描摹之外。用人要专，既然选择贤才就要充分信任，而不是随便任意调动；其政令有延续性，然而不成功者，不会有的，一定会成功的。如果三年一轮换，或者甚至一年不到就又换人，换人又来个不同的提法和规划，没有什么政令延续性，就很难有什么功劳。如果按照前任的三年规划去作，做出成绩算是前任的；如果做不成反而是自己的责任，所以是情有可原的。只是官员调动不能过于频繁。财物国库不丰盈，兵马不强壮，官吏不能选贤任能，此三者，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是天下的大事。假如以天下的大事，而只是给一人所独专，给他单独擅权而又建言，则其得失固然是不可预知的，很危险。因为擅权执行的是一个人，又建言的也是一个人。都是依赖一个人，这是极其危险的。应该是指整个改革都依赖王安石一个人，也会考虑有不周详的地方。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管仲没有能够培养接班人，只是依赖一个人。管仲死后，就无法镇住那么多妖魔鬼怪了，齐桓公身边的小人纷纷出来害人，易牙和竖叼等把齐桓公害死，连尸体都长虫都没有人能够收。管仲死后，发生了五公子之乱，争夺继承王位。所以完全依靠一个人是极其危险的。虽然不可预知是否能够成功，而此三者决然不可以不治理好，这是可以知道的，极其重要的命脉。《六韬》中讲：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塞矣。如果能够兼听天下才子的意见，好好定位规划描摹好，科学决策，就避免一人之偏了。《道德经》中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之所以能够知道天下如此，正是因为如此观。以自己苏东坡一身可以观天下人的身心。是故不可以无术。【原文】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解释】所以说，不可以无治国之术。古人讲道和术，道是形而上的大智慧，而术是具体的技艺和方法。汉代霍光不学无术，给自己家族造成很大的灾祸。其治国之术并非很难知晓而很难听得懂，并非很难听而很难行，并非难行而难以收效。《道德经》中讲：知我者稀。吾道易知易行，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中讲：上善若水，政善治，事善能，言善信。王阳明先生所讲知行合一，如果有真知必定会去行；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知晓，所以就不去行。《道德经》中讲：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如果能够知道自己的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无知之处，为上；不知道自己的知道还是不知道，这是良知之病了。也就是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致良知，要恢复本心的良知良能。苏东坡先生已经得道，耳聪目明，知道而明大理，又以历史为鉴，自然可以思接千古。孔子讲：好谋而成。假如好谋而不能成功，不如无谋。假如世上有喜欢铸剑者，聚敛天下好的金属，铸剑三年而成，以为我所得的剑为天下无敌得了，可是剑成以后而纵横交错又缺损完全不可以用。为什么呢？是知道铸剑而不知道收剑，不知道收效。当今之世上，想要做成一些事情得，虽然事情并不大，而想要事情成者不过数人而已，想要坏事的常不可胜数。可以成功常难以成形，不可成的状况常可以先预见得到。在上位的人铸剑，眼睛眩晕不明看不清楚而不自信，而又还有什么闲暇去顾及到收效和结果呢！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原文】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解释】古代的人，能够进犯其至难之地，而图谋至远。《道德经》中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要作难的事情，要从容易的事情下手，要做大的事情要从细小的事情入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走到千里之外，需要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立千里的目标规划，朝着目标一步一步地去走。他们到底又什么术呢？且并非特别的圣人方能够做成事情的。比如举个例子。商鞅在秦国变法图强，动了万人的蛋糕，万人都为之动怒，因为触动太多人的利益了，排除举国其它的反对的学说声音杂音，其势如此之悖逆。苏秦所做的事情，把天下所异变为同，联合六个国家不同的姓氏，本来很疏远的，却变为亲近了，计策如此之迂回，但是却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他能够佩戴六国相印。淮阴侯韩信曾经请求高祖皇帝刘邦，求要三万人兵马，愿意北举于燕赵之地，往东可以攻击齐国之地，往南可以断绝楚国的粮道，而往西可以会和于荥阳。在刘邦集结了几十万大军攻击项羽老窝彭城，结果项羽只是亲帅三万精锐部队就把刘邦大军给打得大败。后来刘邦退守河北荥阳。得道高人张良（黄石公传《素书》）给刘邦建议，谋划描摹规划定位，让他分兵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擒魏、取代、破赵、胁燕、定齐；联络豪杰彭越，实施彭越挠楚的机动战略；结盟九江王英布，让英布举兵叛楚、使项羽前后不得相顾。这就是著名的下邑之谋！韩信后来攻占了整个齐国，谋臣建议韩信自立为王，可是韩信有妇人之仁，不忍心背叛刘邦，觉得刘邦之前能够和他同吃同住，对他有知遇之恩。辅佐汉世祖刘秀建立东汉，统一天下的耿弇。当时刘秀和耿弇都很落魄。刘玄建立政权后想要除掉刘秀。耿弇认定刘秀为天选之人。他对刘秀建议，要先发动渔阳、上谷两地的太守，获得他们的支持；再取涿郡，再返回来收富平而东下齐地，汉世祖以为很难成功。耿弇回到上谷以后，立刻劝说父亲耿况投靠刘秀。耿况听从儿子的建议，并与渔阳太守一起发兵支持刘秀。就这样，刘秀在河北得到了重要的第一支力量。耿弇决定支持刘秀以后，就率兵南下，并在沿途击*不服刘秀的人，攻取了中山、巨鹿等二十二县。当耿弇和父亲耿况带兵与刘秀汇合后，刘秀大喜过望，他封耿况为大将军，耿弇为偏将军。他封耿弇为大将军，让他北上募兵。耿弇得令后，回到上谷，斩*朝廷派来的人，并招募幽州兵。后来，耿弇与刘秀一起转战河北，击破赤眉、铜马等各路起义军。建武十三年，耿弇这一年才三十三岁，正是可以大展宏图的年纪。可耿弇却将大将军印绶上缴，表示放弃兵权，只以列侯的身份参与朝会。刘秀曾经把他和韩信相提并论，他可以听出话外之音。他能打仗，还有眼色，这样的将领刘秀如何能不喜爱？刘秀每当有事情发生，总会召见耿弇，询问他的意见。耿弇也恪守本分，不该他参与的从不乱说话。结果，功高震主的耿弇最终得了善终。能打仗，也懂舍得，这可能正是耿弇能不蹈韩信覆辙的原因。以上所说的事情都很难得的事情，都是要攻克别人的都城城邑，而谋求别人的国家，功劳如此之大。然而以上所说的四个人，商鞅、韩信、苏秦、耿弇四个人，似乎行动起来很容易的样子。从口中出，信手就成功了，以为既然许诺于他们的君上，则亲手描摹规划去还报于他们而已。现如今我们只是在经营自己已经有的天下，而不是像他们还要去打江山，还要去开疆扩土，谋划别人的国家。而所行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该要有为该做的分内之事而已，所作的事情又并非有什么拂逆于天下的意思，只不过想要富国强兵罢了，为了国家百姓好。并非需要看别人眼色，要等待别人支持而后才具有，正如有自己的财富自己用而已，只是要善用；有自己的儿子自己教而已，而不要额外再去生了。然而政令出于天下，有出而没有成就成功者，已经有五六十年都是如此了。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意想，有想法出而不知道收效吗？并非不知收而已，只是由于意想有想法太多太散漫随意，没有能够做好顶层设计，不能够下决心，决心不够大，而根本不知道怎么收而已?所以，我才说：要先定下战略，要有规划描摹好蓝图，要有战略定位定力，而后才去从事。先定以后，可以谋人，可以选择人才去施行。不先定下决心，没有做好战略路线路径规划，自己谋划自己的事常常都不能够给力，不能够成功，而更何况还要谋划别人的事情呢！如果不能谋划，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无法处理好，更何况事谋划大事呢。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原文】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解释】况且当今的世俗，则有什么祸患呢？士大夫对于朝廷决定的事项，不能够笃信，而都喜好议论，务必想要非议朝廷政事，使得炫目于是非，显得自己高明，使得不知所从。士大夫或许只是表面的信服朝廷，但是心中未必就信服的。宋朝对于议政还是比较民主的，言官的权力很大。比如宋英宗想要重用苏东坡，他问宰相韩琦的意见，韩琦反对，宋英宗都不好重用。而韩琦还是带兵攻打西夏被打全军覆没的统帅，不被重罚，反而被提拔为丞相，可见赏罚不分明。如果听从信服朝廷所说的，那么按照所说的事情去做，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如果不听从朝廷的，那么往往也有很多缘故各种各样的原因，容易招致失败。因为人人都各自用私意去贼想它，在下面议论纷纷，而又想看热闹，看人出丑不能成功者很多。比如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好的，好多人却各怀鬼胎，各自看热闹。从中谋取私利。富人谋利益很容易获得利益，世人以为是有什么福报，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富人，人们往往崇拜信仰他们，别人相信他们很深，能够服富人，因为相信他们的实力和权威，所作的事情没有人去害他们，破坏他们；所想要做的事情，也没有人反对非议他们，事情还没有成而众人就已经先成就他们了。比如富人名人，有个人品牌和名气，名利都是在一起的。别人都相信他们有这个才力和实力。往往只需要做个广告，别人就会从众了；做个直播就可以捞金了。所以事情的运行也有势力所在，要顺势而为，成就也要顺其气，一气呵成。所谓富人，是乘其势而承袭其气。所以对于朝廷而言，需要立威立信。对于辽国和西夏而言，不要打胜仗打败仗都进行进贡或者赏赐，那样周边的邻国动不动都来敲竹杠。天子对外没有威严，在内如何对臣下有威慑力呢？所发的政令下面就会喜欢议论和反对了，无法施行下去了。要形成天子的势，方能够顺利成事业。不管是怎么改革，都容易成功了。如果想要事情容易成功，则需要先治理，令天下信服。当今天下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对富人加以限制。比如京东本来属于亏损状态，可是创始人却掏空几十亿到国外去买海岛；比如恒大负债严重，但是高管却领极其高的工资待遇，几乎把公司掏空，把空壳留给国家。海航不断融资收购，留下烂摊子给国家。凡此种种，只是利用政策漏洞，穷了国家，丰盈了个人而已。各地又以发展科技为名，花费巨资建设各种无实际用处的平台，对于嗷嗷待哺的科技企业，却很少能够雪中送炭。商鞅变法时，为取信于民，采用的方法是“立木赏金“。商鞅变法开始推行革新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很多人围观，有人尝试去做了，果真兑现了。百姓就知道当政者是来真的了，是会赏罚分明的了。芈月宣太后面对七王子叛乱，只好痛下*手，把叛乱者处死，否则朝廷是没有威严的。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原文】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解释】天下很多事情，不可以用力强力去取胜。如果不能用力去取胜，那么莫过于从众了。所谓从众，并非只是从众人之口，并非很多人那样说就是了，而要真正从其所不言而同，不约而同，这种才是真正的从众。《道德经》中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真正知道自己的人，方是大智慧的人；需要知道自己的自行本心。取胜别人的人可以说有力量；比如秦武王可以举起大鼎，但是被压死了；项羽更加厉害，可以举起来，还可以放下来。但是项羽又打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韩信；韩信又被宫女给打死了。众多众人之口并非果然是众人自己独立所说，只是听闻我所说，而又不断交头接耳，口口相传罢了，并非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所独立说的。那些开口说话的人，相对我来说，是众人，是很多；但是在天下所有人而言，只是少数人而已。比如疫情之下，吵吵放开的人只是少数而已，不能代表大多数，可能都是网络水军而已。大多数人没有发言而被代表了。那些没有说话而反而一致赞同的，是众多的不说话的口，都不乐。因为被代表了。因为众多的人所不乐意，所提的反对意见，比如反对封控，要放开要自由的声音；而放弃对于更多的不说而自然不约而同赞同清零的人，那么乐于看到放开的人是少数，看到卖药而高兴的人是少数，而苦于疫情的老百姓是多数，躺着中枪的老百姓为多数。古代的人，常常从众而得天下人的心；而当世的君子，常常因为从众而失去天下人的心。这是为什么呢？《道德经》中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岂不知古人所从的，并非是听从百姓嘴巴所说的，而是听从其心声所赞同的。因为往往少数人的杂音，不代表着真正的民意。如何能够明白知道是这样的呢？举个例子。世上所谓违逆众人的意愿，容易被怨恨而不可以施行的，莫过于减任子，即是减少冗余的官员官位，节约财政开支，使得政令更加畅通。然而，不管那么多而施行，五六年了，而天下未尝有什么多说话的。为什么呢？虽然口头上所不乐意，而心中都是赞同的，因为不改革吏治是不行的。只需要按照众人所默许赞许的而施行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有说话的，有不同意见的，那么就不需要有什么特别抚恤的了。只要符合公道，符合天道人心，就没有什么杂音了。即使有人反对，也不占理。当今经济下行，相对于减少工资收入，绩效奖金而言，不减少职位已经很好了。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原文】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解释】所以，我说：发出去如同弓箭枢机，要勇猛有力，顺势而为；守要专注，持之以恒，水滴石穿；强行者有志向要达成。如果能够知道此三者，那么不是唯独为我大宋国而已，即使北取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都是可以的了。由此可见，苏东坡的志向非小也！苏东坡被贬一路向南，可是他的心却是一路向北的！苏东坡所说的政令改革，就是王安石的变法。宋神宗极其想要通过变革，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于是通过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也很简单。王安石在当县令的时候，在管理范围把粮食借给百姓，百姓种出粮食以后，再还给官府。官府可以把陈粮换成新粮，而且可以有利息。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推广到整个大宋，这就是改革初期的青苗法。王安石想法是好，但是没有可操作性，下面的官员怀有私心，加上有时候收成不好，造成农民如同借了高利贷。后期变成强制性必须要施行，加重百姓的负担。司马光和苏东坡等都对变法持有不同意见。北宋时候，百姓很多不愿意去从军，兵源问题无法解决。王安石就建议把农民也编进军队，这就是保甲法。但是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待遇问题；农民除了要和原来的士兵磨合，还要考虑耕种家里的农田，负担很重，叫苦不迭。如此虽然军队人员增加，军队的战斗力也并没提高。王安石的想法很好，但是没有可操作性。苏东坡在文章中，建议要先要规划好描摹好，顶层设计要做好，考虑到各种因素影响，如此方能够改革成功。苏东坡因为反对改革，而得罪了宋神宗。加上乌台诗案，苏东坡被污蔑几乎丧命，幸好王安石等劝阻，挽救了苏东坡。苏东坡被贬到湖北黄州，岭南惠州，海南儋州。苏东坡不管在哪里，都在爱国爱民，乐观豁达。以苏东坡的《定风波》作为结束：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经历了九死一生以后，回头看看生死劫难的地方，归去以后，也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无喜无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