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A:军队指挥官，1939年
A1:克里蒙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元帅
1934年6月20日被指定为人民国防委员的伏罗希洛夫穿M35式军官冬季常服和带特殊的领子、袖口和前襟红色滚边的深灰色大衣，而独特的带有巨大的金星的红色菱形领章则代表了他的元帅军衔。他携带了一把装在手枪套里的7.62毫米口径M1895式纳甘“气封式”左轮手枪。这位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忠实信徒最终将红军拖入与芬兰的冬季战争的耻辱之中，因而在1940年5月7日被解职。
A2:二级舰队级指挥员尼古拉·库茨捏佐夫
库茨捏佐夫是斯大林高压统治下能够得以幸存的具中立思想的专业军官中的代表，1939年4月8日，他担任海军人民委员一职直到1946年2月25日他最终因伪造的指控被斯大林逮捕。这身简朴风格的M24式黑色海军军官常服上衣一直被使用到1940年5月新的更华丽的帽徽、领章和肩章开始采用。
A3:二级集团军级指挥员亚历山德罗·洛克季奥诺夫
以一名陆军军官的身份在1937年12月至1939年9月间担任代理航空人民委员一职的洛克季奥诺夫后来以虚假的指控被捕并在1941年10月28日被处死。图中他穿着的带有空军（此时是作为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组织）标志的M35式深蓝色制服上带有浅蓝色领章、滚边和五角星形帽徽（几乎看不到）。别具特色的船形帽（pilotka）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帝俄时期的航空部队，而在1935年时它被设定为唯一的一种帽具，但空军军官们游说上级希望使用大盖帽，这使得大盖帽在1936年得到正式采用。注意将军左臂上佩戴的是飞行员“飞翼”资格章。
B:诺门罕和哥萨克，1939年
B1:军级指挥员格奥尔基·朱可夫，第1集团军，诺门罕，1939年8月
朱可夫——可能是二战苏军*中最有才华最成功的一位——正沉浸于他在诺门罕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中。图中他穿着军官的M35“法国式”上衣并配步兵领章。他的奖章（奖章绶带并不佩戴在*服上）包括两枚代表英勇表现和卓越服役的红旗奖章以及一枚代表20年服役期的奖章。
B2:中士，第57步兵师，诺门罕，1939年6月
这名排级士官穿着供士官和士兵使用的M35式夏季*制服，它包括M38“巴拿马式”*帽和轻质棉*衬衫和裤子。他的*装备包括带M38式浅灰色帆布支撑背带和M1917式步枪弹药包的M35式义务役军人用腰带、M38式背包、装在防毒面具包里的SM-1式防毒面具和左肩头斜背的一卷毯子。他的武器是这一时期苏联的标准型步枪——带插槽式刺刀的7.62毫米口径的M1891/30式莫辛-纳甘步枪。
B3:少尉，库班哥萨克，北高加索，1939年
对沙皇极度忠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哥萨克在高加索地区形成了独立的兵农合一的社会。国内战争之后他们遭受打压，但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对他们疑心的苏联政府出于渴望利用其军事技术稳定并不太平的北高加索地区的目的谨慎地重建了哥萨克部队。图中这名库班哥萨克穿带有其地区性特征的传统哥萨克礼服，并配以马刀、马鞭、被称作“kindjal”的匕首以及红军的骑兵徽章。
D:苏芬“冬季战争”，1939年-40年
D1:旅政委，第35坦克旅，曼纳海姆防线，1939年2月
这名代表在红军中的苏联共产党力量的旅政委的军衔和旅长相当，虽然他并未经过军事训练，但他可以发布所有旅长有权发布的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军官*服包括带红色滚边的*衬衫和青灰色pilatka船形帽；其政委身份由袖口之上的红五星来表示，而领章带有义务役军人的那种红色镶边并且没有兵种徽章展示。
D2:下士，第44步兵师，芬兰苏奥穆斯萨尔米（Suomussalmi），1940年1月
红军在芬兰东中部的苏奥穆斯萨尔米遭受了冬季战争中的最大一次失败——1月4日至8日，芬兰步兵通过分割包围逐个击破的方式消灭了乌克兰第44步兵师。这名步兵班长戴M27式义务役军人用正灰色“budyonovka”*帽，可以上翻的帽耳拉下来扣紧，而M27式义务役军人大衣配有步兵领章。他的装备包括了简单的M39式背包、水壶和挖壕铲。所携带的武器是高效的7.62毫米口径捷格加廖夫（Degtyarov）DP-28班用轻机枪。
D3:政治代表，空军，列宁格勒军区，1939年11月
军衔为上士的政治军官代表在1938年4月5日设立，时值斯大林的“大清洗”风暴中，用以加强对整个红军各级人员的政治控制。图中这名高级士官戴空军深蓝色的M35式义务役军人用*尖顶帽，穿深蓝色大衣、义务役军人土黄色*衬衫，系M38式*腰带，当然作为一名上士他也可以系军官版腰带。被德国人俘虏的政治军官往往将自己的袖口星徽摘掉以期逃脱希特勒的“惩办政委命令”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