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智敏
王厂战斗，又称王厂血战，是冀鲁豫边区抗击日寇大“扫荡”的著名战斗。1943年9月28日，日本侵略军共1万余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秋季大“扫荡”。在曹县西南的王厂村一带（战斗的主要地点是今曹县邵庄镇郑庄自然村），朱程司令员（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袁复荣专员等，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被敌包围壮烈牺牲。王厂战斗死亡朱程以下干部三十三人，战士三百余人，是从一九三七年我党在鲁西南活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王厂战斗,历时8个小时，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高荣华参加抗战时期“王厂战斗”时，是通讯连长，战斗中受重伤，日本兵走后被当地村民母女俩救下。高荣华，1926 生， 又名同昌、炳昌。山东省曹县孙高村人。1940年任鲁西南专署工商局通信员，后任专署交通局交通员。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调菏泽县交通局工作。1946年1月入太行地区邮政干部学校学习，9月结业，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随军邮政局局长。1947年9月任皖西军区司令部无线电台中队指导员。1949年4月任第二*军三兵团通讯营连指导员。1950年起在川东军区、四川军区政治部工作。1953年后任乐山军分区、谅山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1958年9月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后任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支部工作科长、组织科长。1963年任成都军区通讯第十二团政治委员。1972年任绵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76年入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系学习。
高荣华于1987年9月于成都长寿桥干休所写下了回忆录《王厂战斗亲历记》（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王厂战斗亲历记
高荣华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重访当年战斗过的王厂村感慨万千，回忆当时的战斗情景犹历历在目。
1943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驻扎在皖北的国民党顽军廿八集团军李仙洲部越过陇海铁路，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湖西、鲁西南两个分区大举进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下奋起反击。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粉碎了顽军的进攻，李仙洲被迫窜回皖北老巢，我们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不仅保卫、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在成（武）、单（县）和曹县之间开辟了一块南北100余里，东西60余里的新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成曹、曹东南两个县抗日政府，从而使湖西、鲁西南两个分区连成一片，对日寇重点守护的徐州、商丘等重要城市和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构成直接威胁。日寇对此惊恐不安。
盘踞在这个地区以南和以西的国民党地方顽杂武装山东省保安旅孙性斋部及河南民权县“地头蛇”张盛泰部亦感到惶恐。于是日、伪、顽、杂之间在相互倾轧的同时，暗中亦加紧勾结。他们都处心积虑地想摧毁这块新的抗日根据地。但这时，太平洋战争已对日不利，中国战场形势亦发生变化，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渡过最困难时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蓬勃发展和壮大，日寇已濒临兵力不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日寇极力挣扎。
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
1943年秋，日寇华北派遣军最高统帅部纠集1万多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秋季大“扫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扫荡”。这次大“扫荡”先湖西后鲁西南、分阶段逐次展开。9月中旬，日寇对湖西地区“扫荡”结束，没有喘息，就开始“扫荡”鲁西南地区。9月28日，日寇骑兵第四旅团，步兵第十二混成旅，汽车100多辆，利用地势平坦，交通方便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汽车和骑兵的快势优势，采取远距离奔袭合围战术，将鲁西南分区（冀鲁豫十分区）前指、专署机关部分干部，分区骑兵支队和民军一团包围于曹县西南21华里的王厂村。其战斗经过是：
民一团、分区前指和专署机关干部于拂晓前在黄河故道大堤上部署完毕。骑兵支队在堤口机动。廿一团位于距王厂5华里高堤圈隐蔽待命。战斗从上午8时打响。敌人从占据的大堤东段，在炮火掩护下进行佯攻，同时敌骑兵从大堤南北两侧向西进行包抄合围。为便于徒步作战，保存马匹和减少损失，我骑兵支队由三排率领本排人员和支队的马匹在敌人即将完成包围的瞬间，从缝口中冲了出去迅速转移。廿一团位于敌人包围圈外，闻枪声后也迅即撤走。敌人完成包围后，便从东、南、北三面进行猛烈攻击，在西面截击。我们利用大堤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抵抗，给敌人较大伤亡。但由于敌众我寡，敌攻势猛烈，不少堤段很快被敌人攻占。部队处于被穿插分割的不利局面。紧跟着就是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陷于各连，甚至各排、班之间不能相顾，被迫各自为战的危急局面。这时，部队已有较大伤亡，民军一团团长桑玉山，团总支*何楚雄同志已相继牺牲。弹药也即将耗尽，部队被迫择机分路突围。大堤于上午12时完全被敌人攻占。分区前指、专署机关一部分人员被敌人驱赶到堤下一片芦苇塘内。敌人则先从堤上向塘内射击。然后敌骑到塘内搜查。在搜查过程中，有的人被马踩死、踩伤，有的则惨死在敌人马刀下，其惨状不堪目睹。另有100多人，在朱程司令员和袁复荣专员组织指挥下向西南方向突围，至郑庄，遭敌人截击，随即抢占村边一座院落进行坚守。朱程司令员对部队进行了整顿，调整了组织，进行战斗分工。骑兵支队政委王仲儒和副连长指挥两个排坚守东南至西南围墙。墙壁上迅即挖开枪眼。在朱程首长有力鼓动和身先士卒行动影响下，人人紧握手中武器，抱着誓死与院落共存亡的决心，一定要坚守到天黑突围出去，不当敌人俘虏。
这时，王厂及附近村庄和大堤全被敌人攻占，各处战斗都已停止。敌人对被围郑庄的我部队进行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攻击。在轻、重机枪掩护下，敌30多人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我们则以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向敌人展开猛烈还击。冲在前面的敌人纷纷应声倒下。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紧接着敌人开始了第二次攻击。同样，在我猛烈还击下，敌人又被打退了。但这时，我已有10余人牺牲。随即又有100多敌人，在少尉长绳和、伍长岗部率领下，狂呼乱叫着发起了第三次攻击。我们的战士面对敌人凶猛的进攻，英勇不屈、沉着勇敢地向敌人反击，但这时有10多个敌人爬上东边的墙头，正向院内冲*，在骑兵连副连长指挥下，用刺刀把敌人从墙头上捅了下去。敌少尉绳和、伍长岗部等30余人横死墙下。但我们又有30多人牺牲，朱司令员亦身负重伤。
太阳已经偏西。从早晨4时到现在已经有10多个小时，大家忍受着饥饿与疲劳，特别是伤员忍受着疼痛，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几十名伤员和烈士躺卧在房内和院坝里。但这里没有人喊叫、*，更没有人哭泣。每个人都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并相互慰勉着，一定要坚持下去，等天黑下来突围出去。经过片刻沉静，敌人最后一次进攻又开始了。这次进攻不同的是，敌人向院内施放了毒气。有的人中毒昏倒，多数人则感到窒息流泪。大家正在惊慌不知所措时，富有战斗经验的红军战士，民一团政委魏明伦同志边指挥大家用湿毛巾捂着鼻子，边高声喊着：“这是催泪瓦斯，不要惊慌。要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等到天黑……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魏政委的头部，他应声倒下了！朱司令员也因伤重流血过多，牺牲了。能够坚持作战的只剩下30多人。院墙已被摧毁。敌人越过残垣断壁，像饿狼似的咆哮着拥到了院内。骑兵支队政委王仲儒同志带着累累伤痕，英勇地指挥着部队与敌人展开肉搏。二班副班长身材高大，强壮有力，他一个人在一瞬间就刺死了两个敌人。一个战士刺中了敌人，可他同时也被敌人刺中，他与敌人同时倒了下去。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和敌人厮*、扭打。夕阳西下，庭院陷落。100多人，只有个别人伤痕累累，满身血迹，与烈士遗体躺卧在一起，未被敌人辨认出来，幸免于难，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我共牺牲100多人，有50多人被俘。对于战斗的激烈、残酷和我军的顽强抵抗，连敌人也表示震惊和赞叹。1943年10月13日天津日伪报纸《庸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日本战地记者对王厂战斗的报道说：“在朱程的决死抵抗和必死指挥下苦战八小时，日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开创以来，我们付出最大代价的一次战斗。
伪天津《庸报》
朱程司令员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一个贫苦矿工家庭。他曾留学日本学铁路工程。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由于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扶植嫡系，排斥异已，不忍祖国大好河山沦丧，毅然率其所部脱离国民党张荫梧部。参加革命队伍行列。他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民军的主要创建者和*。他统率抗日民军转战晋冀鲁豫各地，屡立战功。1943年夏调任鲁西南（五）分区（冀鲁豫十分区）司令员不久就参加了反顽战役，并作为这次战役的西线指挥员，对反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袁复荣专员是山东曹县袁庄人。抗日战争前在济南读书时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入党不久被捕入狱，身遭摧残成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顾身残，积极发动、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他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之一，在党政军民中深孚众望。
朱程司令员、袁复荣专员、桑玉山团长、魏明伦政委和100多名干部、战士的壮烈牺牲，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引起很大震动和深切悲痛。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仰和沉痛悼念，1943年冬在曹县西北50余里安陵堌堆举行有一万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冀鲁豫边区主要*张霖之、杨得志和晁哲甫等同志发了唁电。在安陵堌堆建立了烈士陵园。1945年日寇投降后，改曹东南县为复程县，以志纪念袁复荣和朱程两位同志。
王厂战斗已过去40多年。作为这次战斗的亲身参加者和幸存者，我怀着特殊的感情，于最近重游了昔日的战场。1958年“大办”时，在王厂修水库，这个村的居民被分散安置在附近各村。现在水库虽已废弃，王厂旧址荡然无存，但这里曾发生过的激烈战斗情景，却永远留在当地人民的记忆里。我走访了附近各村庄，特别是曾发生激列战斗的郑庄。当我同村民谈到那次战斗，他们对战斗的激烈和残酷，至今还显露着惊愕，对烈士们的英勇行为则赞叹不已。此时，我思绪万千。对死者有无限思念，我默默地回忆着这次战斗，我们付出如此沉重的牺牲，究竟有什么教训呢？
教训其一是：在此地驻扎太久。9月中旬，我们已经发现日寇对湖西地区“扫荡”，即有挥兵西向，“扫荡”鲁西南地区的动向。为了拉开同敌人的距离，分区前指、专署机关和分区骑兵支队、民一团从青堌集（曹县东南）附近向西转移至曹县西南20余里的王厂村，廿一团驻距王厂6华里的高堤圈。可是，我们在这里久驻不走(9天)，敌人通过日伪组织，派遣密探和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周密侦察。我们的情况包括部队番号、人数、装备、驻地道地形弄得清清楚楚。所以敌人采取远途奔袭的战术，将我一举包围。
教训其二是：驻地位置选择不当。这里距曹县县城仅20华里，是日伪占领区。邻近有曹县至商丘至柳河的公路，又紧挨国民党河南民权县顽杂武装张盛泰部的地盘，距日伪重兵把守的商丘和陇海铁路也只有60华里，而距我们根据地边沿区还有30多里。敌人凭借交通方便，能够充分发挥汽车、骑兵快速优势，并能得到日伪顽杂的有力配合和支援。而我们陷敌包围后则孤立无援。有些经过拼*，好容易突出重围的小分队，尤其零散人员，在逃出虎口后又遭狼害，被日伪组织或顽杂武装所*害。据生还的袁复荣专员的警卫员小肖同志讲，在慌乱中他俩走散，他听说袁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在返往根据地途中被张盛泰部*害。
最引人深思和沉痛的是1942年春，分区主力19团在距王厂6华里（高堤圈）驻扎时，在得知日寇为掩护伪军赵云祥部移防，要对这个地区“扫荡”的情况后，由于领导麻痹和轻敌，久拖不走，结果遭敌包围，部队损失严重。（老虎69090：1943年2月26日，十九团驻高堤圈，又被日军包围。团长傅春藻不指挥打敌人，带骑兵班逃跑。政委孙人道带三个连突围，下余三百余人被俘。日军把他们带到开封，用铁皮火车往徐州运送，中途英勇战士把铁窗撬开，往下跳，从花园口车站一直跳到马牧集车站，二百余里铁路沿线，我们收容二百七十人。这个十九团是杨得志带的红军特务营，过黄河扩为团的，很有战斗力。这次损失百余人，枪二百余支，机枪五挺。）对此血的教训未加记取，时隔仅1年多，结果又重蹈覆辙。
教训其三是：阵地摆得长。民一团五个连队部署在3华里长的蛇形（大堤）阵地上，兵力太分散薄弱。战斗打响后，敌人采取穿插分割战术，阵地很快被敌人突破，部队陷于被分割、隔绝的局面，于是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各连甚至班排，被迫各自为战，在得不到上级指挥及友邻支援的情况下，无奈分散突围。
教训其四是：对敌情判断有误。在战斗的前一天已得到敌人骑兵在青堌集一带出现的情报。但判断该股敌人并非是“扫荡”湖西的主力，而是从徐州、商丘和邻近据点抽调的守军，其兵力有骑兵三四百人（约一个骑兵大队），汽车50余辆，载步兵1000多。我们则有两个团一个骑兵支队，敌我力量基本相等。有鉴于此便定下了和敌人较量一下的决心。估计战斗结局有几种可能：一是敌溃我胜。经过激战，敌人攻我不能奏效，被迫溃退，我们也迅即转移。这样，我们就以初战的胜利揭开秋季反“扫荡”的序幕。这对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特别是促使张盛泰部尽快实现不进犯根据地的许诺，都会起到很大作用。二是敌退我走。经过激战各有伤亡，但由于力量相等，得失也基本相当。结果是敌退我走，结束战斗。三是不得已被敌包围。但我们可以以大堤作依托坚持到夜幕降临突围转移。可是结果比预想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如果不是定下打的决心，不要说发现敌人在距我几十里远的地方，就是敌人接近我们直到战斗打响还有三四个小时，这时当机立断，利用拂晓前的夜幕，迅速转移，此次战斗的重大损失也完全可能避免。
1987年9月于成都长寿桥干休所
(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整理配图：孙智敏（曹县第三中学高级教师，政协菏泽市第十六届委员，乡土文化爱好者记录者，头条号：老虎6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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