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女性文学，主要指由女性担任写作主体，在叙述中大规模引入女性的声音和视角，并力图呈现女性生命经验的创作。在文类方面，近年日韩畅销女性文学以小说为主要类型，相关作品包括《请照顾好我妈妈》（申京淑，2008）、《坡道上的家》（角田光代，2016）、《82年生的金智英》（赵南柱，2017）、《给贤南哥的信》（赵南柱等，2019）、《她的名字是》（赵南柱，2019）、《无人知晓的真由子》（今村夏子，2019）、《30岁的反击》（孙元平，2019）等。
其中，《82年生的金智英》同名电影2019年在中韩等地上映吸引了多方关注，一度成为颇具争议的现象级话题。而长篇小说《坡道上的家》也于同年被改编为六集电视剧，相关剧情及截图在网络媒体流传并引发热议。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改编自角田光代同名小说。
日韩女性文学作品的涌现与畅销作为具备代表性的时代文化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思考，相关文本的创作机理、问题指向、受众期待与文化情感脉络也有待剖析。回顾这些作品及其在所属语境中的命运沉浮或许可以追问，有关女性身体、婚育、生活状态等“私人经验”的叙述最终将通向何处？应当以怎样的视角重新审视几代女性的经历、处境、欢欣与痛苦？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她们”的努力是否能带领“我们”在重重困境中寻找可能的“出口”？而这些带有自觉女性意识的言说与书写又是否隐隐预示着某种关于未来的别样想象？答案或许就隐藏在“她们”的作品中。
撰文 丨 孙慈姗
日韩女性文学，有着怎样的畅销基础？
这些畅销女性文学为何会在近年集中涌现，又为何会扎根在日韩？
应该看到，日韩女性文学创作的腾涌首先有其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基础。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日本与韩国在东亚地区率先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教育普及度大幅提升。经济水准与受教育程度上升也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至20世纪90年代，“全民中产”的理想社会结构似乎在日韩逐渐实现。新世纪以来，它愈发成为了某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现象／幻象。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还有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总体而言，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在文化积习方面多有共通性，而以欧美为目标和模板对“现代”文化、社会体制的追寻以及建构自身独特政治文化的渴望更构成了日韩等国近代以来的某种文化与身份焦虑。
《坡道上的家》，作者: [日] 角田光代，译者: 杨明绮，版本: 磨铁·文治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伴随一系列难题与隐患、排除或牺牲。当经济增长进入平稳阶段，这些以不同形态持续存在着的问题逐渐被关注。结构性的不平等被发掘。同时，种种被视为无益于主流经济文化追求而长期遭遇压抑、排斥、扭曲的经验形态也获得了在公共空间中正面呈现的机会与途径。性别经验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上述几部畅销文学作品对女性经验的呈现，基本可以将之视作来自中产圈层内部的些许异质性、怀疑性声音或元素。
在最为显见的层面，这些文本的经验书写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体化痕迹。无论篇幅长短，其基本形态都是对女性个体一段时期内经历与心态的记录书写。
如《82年生的金智英》聚焦于主人公金智英从出生到为人母的生命过程，被归为“女性成长”类小说。《坡道上的家》则以更长的篇幅描绘了家庭妇女里沙子在担任候补陪审员十天中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并穿插着大量心理独白。《请照顾好我妈妈》以“妈妈”的突然失踪为入口，通过不同家庭成员的目光与口吻拼凑起“妈妈”几十年来的生活状态，最终又安排“妈妈”的“灵魂”亲自道出了她朦胧的期待与困惑，以及在某些特殊生命时刻所感受到的意义的充盈。小说集《给贤南哥的信》、《她的名字是》则试图以声音与故事集合的方式汇聚不同年龄、各种身份女性们的多方体验与言说形式，并在行文中隐约透露着对相关经验讲述之“微不足道”与“事关重大”两种评价形态的张力。
这些文本在叙述层面常常平实朴素，如私人日记或社交媒体发言般娓娓道来着女性在生理变化、职场际遇、家务劳动、两性关系、代际沟通、友情维系等方方面面的经历与大大小小的困境。这些小说常常遭遇“制造性别对立”的指控，此外，小说叙述技巧的不纯熟乃至文学性的不足也常成为这类小说遭受非议的缘由。
《请照顾好我妈妈》，作者: [韩]申京淑，译者: 薛舟 徐丽红，版本: 磨铁·大鱼读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3月
然而仔细阅读不难发现，这些小说所发掘和表现的私人经验每常十分自觉地向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或问题意识靠拢。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的平实、艺术技巧与审美效果的减弱或许是作家们某种程度的主动追求，由此突显的是这类作品介于个人与社会、“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独特意义。
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为例。每当小说完成对金智英某一阶段经历的叙述，便以“当时韩国…...”的句子领起，引入来自报纸、《白皮书》、统计厅、网络媒体等各方面的资料，补充介绍同金智英的成长经验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语境。小说故事时间跨越祖孙三代，一些特定历史情境或许已然不为当下韩国青年所了解。对于异国读者，这些更是读懂作品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相关因素在电影表现中被淡化，这多少削减了作品的意义容量。而小说则依靠统计材料、制度条文、社会评论与民意调查资料的插入，将金智英成长的主线索勾连于韩国三十余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从而使得作品部分具备了某种“非虚构”的特质甚至报告文学的属性，并以此种形式昭示着私人经验的社会意义。
如作家所言，“金智英”是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最常见的名字，因而“她”的成长经历或许也代表着“当今女性的普遍人生”——在由史实资料复现的社会文化形态中，其实随处可见“金智英们”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