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理论”新兴文艺理论的重要议题,当具体谈论到“身体”的时候,仿佛不言自明,“身体”在日常生活中是个通俗易懂的定义,它主要指人的躯体,它包括人的躯干与四肢｡但将“身体”置于严肃的学术讨论时,会发现其理论覆盖面之广,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它有着繁杂的社会语义,除了生理特征外,它还隐喻其思想与精神｡
在政治学上,身体是权力的体现;美学上,身体是审美的客体与接受的载体;在医学上,身体是研究､治愈的对象｡身体理论包含了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等诸多理论议题,研究身体的角度之多元,包括身体与性别､身体与政治､身体与叙事等等多方角度的阐释,因此很难做出一个简单､清晰的关于身体的定义｡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人类就对自我的身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今中外都有伟大哲人对于身体的思考,《庄子》中思考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认为气弥漫于天地间,人的身体是由基本的原质气组成,庄子的身体概念是心､气､形三相一体的统一整体｡
然而在西方哲学史的早期,一直存在着意识与身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从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始终将精神与灵魂置于优先地位来进行理论研究,意识是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身体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罪恶之源｡
身体理论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直到尼采的出现,尼采将身体置于一个极高的位置,认为身体优先于灵魂,他颠覆了柏拉图建立的身体与灵魂的等级秩序,并引发了西方美学研究的“身体转向”,开启了人文社科身体的研究热潮｡
“身体”从长久以来被边缘､被遮蔽中解放出来,得到了全新的认可与众多学者的阐释｡福柯从身体政治的角度,系统性地提出了“身体规训”“身体生产”“身体统制”等系列概念｡梅洛-庞蒂则认为“在二十世纪中,‘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在其最具体的方式中始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19世纪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身体是一块物质,一堆机械结构｡在20世纪,人们修正和深化了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由尼采开始,身体作为一种本源性的生命意志开始受到哲学的重视｡众多学者开始思考身体的重要性,并重新思考身体在人类社会的地位｡随着身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体并不像传统观念所构想的那么简单,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复杂面貌｡
身体本身是与精神､灵魂､意识密不可分的,身体打下了社会文化的烙印｡在本章节论及的“身体”不是生理与意识二元割裂的动物躯体,身体是物质与精神所共生的载体,身体既是自然生长的产物,又是特定社会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下共同塑造的产物｡
本文无意探讨身体与意识的起源性这样的本源问题,重点探讨身体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是如何在科幻类型剧中由母亲形象重新演绎的｡
通过身体理论对于科幻剧母亲形象的探析,我们能由浅入深地明晰权力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控制,以及科幻想象中权力对于母亲身体的影响与控制｡关于母亲的身体叙事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首先,将母亲的身体按照可被利用的功能进行分类,以全景监狱式的极权制度对于拥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进行管制,母亲的身体是一种被异化的工具式身体｡
其次,给母亲指认身体,为母亲形象指认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身体,往往是被科技改造或者电脑植入的身体｡最后,将母亲生育功能抹灭,只留下具备生育功能的大机构或者生育大机器,女性虽然不承担生育义务,但母亲的形象也在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中被抹灭了,同时这样的巨型生育机器的出现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身体奴役的最终结果,当你的身体对于权力机构不再有利用价值之时,你的形象也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