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散 木
1972年8月，江青会见罗克珊▪维特克，左二为姚文元
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由于作者和讲述者曾长期在*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重庆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后者，她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手下著名外交人才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得以见证人的资格年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这如当年曾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的回忆，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和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她的这些回忆就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了。
两本书和事件的始末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一位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女副教授，其名曰洛克珊·维特克，她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先后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她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了“四人帮”，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个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她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一说是1977年），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名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在“文革”早已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如流传最广的叶永烈的《江青传》，以及更早些时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撰写的《江青秘传》《女皇梦》等），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两年多之后，1975年，此事被重新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以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那么，现在可以这样说：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是指1975年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一书以及1972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记录稿。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答应：让有关人员再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个全稿，并译成英文，再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和回到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到了“文革”末期的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中*看了这本书还大发脾气，就此严厉批评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性和破坏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为期最长和最激烈的动荡，当时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一期间*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当时厌恶、反感于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和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再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
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了转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要求访华，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维特克夫人到了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那是因为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对外友协已请示*，让他决定是否要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对此，*8月10日批示说：
“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的批示，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当时的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以及西雪松。当时，本来是由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周因有事，遂有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都在鲁艺，彼此认识。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而斯诺当年采访*等中国革命的一批*，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还有若干江青的当年谈话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浪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她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等等。谈话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随即，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那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末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凭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就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这又扩展到了那本《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也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所谓江青谈话中披露的领袖的隐私，有人以为这也是党和国家的机密的内容。其中，还有曾经广为流传的江青与*在延安结合时的所谓中央的“约法三章”，这也是史学界迄今为止众说纷纭的一个旧案了，所谓“说有者多，说无者少”。
就在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江青曾说：“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回电说：‘我学孙中山。’”如果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记录稿中的确有这一段话，那么，这也就是江青一生中公开的也是难得的对所谓“约法三章”的表示了，而且是坚决否定的表示。
延安的“约法三章”是否可以构成党和国家的机密？如果是，那么，还应该首先来论证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约法三章”。在如今还不能对此作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姑且可以将之搁置不议。至于江青谈话中其他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的精神境界，不关心*”，等等，而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如回忆刚到上海时，“男朋友可多了”，等等，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究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曾接待维特克夫人的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们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这会是谁呢？有人以为是*，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九一三”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1969年5月17日晚的一次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痛说革命家史”。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时，*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１９７４年，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也有话说《红楼梦》的内容，于是也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了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也正是《红都女皇》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以至雪上加霜、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
*是如何处理“维特克事件”，是否有所谓“*策划离间*与江青的内幕”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晚年“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的最后一搏之际。
林彪事件之后，*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表示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的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以及制定“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倾全力为之，特别是后者，*几乎是完美地施展了他独特的外交魅力（他制定了对美的八字方针——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也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
由于*试图在林彪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传达了*关于*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随即，以江青为首的人开始猛烈地抨击*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谓“*策划离间*与江青的内幕”呢？
众所周知，*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为要挟，引起*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则极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安眠药服用过量）中又拼命撒泼，*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讲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超出了原来的预期。随即，他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姬鹏飞等对之又无能为力，最后就只能由*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连续三次召集谈话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只是要张颖等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的，相反还对*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交给她*捎来的《鲁迅诗集》时，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她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总计两地的谈话达6次，共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张颖回忆她当时为此面呈*，她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为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他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对此，*又表示出了一言未发的沉默。张颖回忆：为此，*与江青电话通话，*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予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捧了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了1972年的岁末，*再次召集接待维特克夫人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宣布：“已经请示*，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于是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处理此事，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与江青”，熟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风起于青萍之末，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而被*所批评：不是*“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１９７２年８月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一说是经由*，一说是经由汪东兴），而*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１９７５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中的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之处理江青，是*认为*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多严肃的史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如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１９７５年的“《红都女皇》事件”，《建国以来*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１３册则根本没有收入这一“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到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的部分，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以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而已。
其实，*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是几乎形如陌路。据张玉凤《回忆*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和江青从１９６６年９月始就分开居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江在钓鱼台），但*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来*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同江青决裂。”或者说，*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她而已。玉凤回忆：*与江青相见的时间，1970、1971这两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即在*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重要文稿》收入了一些*晚年写给江青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以下是1973年、1974年*写给江青的信：
一、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之后的不久，*在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批示说：“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二、1974年2月9日，*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题写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迟群和副*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请求*审阅。*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从话中可知，当时*不愿见江青。
不久后的3月20日，*写给江青一信，他说：
“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27日，*又给江青一信：
“江青：*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这里所谓*的出国，是当时经*提议，国务院副总理*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江青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她甚至大闹政治局。*嘱咐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她的过分举动。
三、4月17日，*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显然，*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辞，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四、6月24日，*在江青23日给*的信上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江青则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写信。翌日，*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时，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将召开，*与“四人帮”有一场暗斗，*则在提出“四人帮”这一称谓之后，多次批评了江青。此后，11月19日，江青给*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20日，*回信说：
“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2月，*在长沙与*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显然，尽管*和江青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也看不惯江青的许多做法，但他们毕竟是夫妻，*给江青信中的话语是温存的，也是与人为善的。因而，如果依此来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真的如传说中的*所料，“不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
“《红都女皇》事件”发生的1975年，当时*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和*，这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会后，王洪文向*诬告：这是叶、邓“说出来”“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检讨，*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大概就是在“《红都女皇》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7月，*阅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他似乎若有所感。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在*临终前，他显然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他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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