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九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日语译者竺家荣的故事。
那天的场景竺家荣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珠海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突然登门，手里拿着一本日文小说。竺家荣当时只翻译过一个短篇，但编辑只通过这个短篇，就认定竺家荣是翻译这本书的不二人选，请她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翻译出来。接过这本名为《失乐园》的小说后，竺家荣随便翻了几页，大段大段露骨的性爱描写跳入眼中。
“不行不行。”她把书递回去，拒绝得很干脆。编辑没却有放弃，二次登门，再三说：“我跟你说两点你一定会改主意。第一，允许删节以及朦胧化处理；第二，翻译了这本书，你就出名了。”从九岁开始学日语的竺家荣，直到四十岁才终于等来了独自翻译一本书的机会，然而面对的却是这样一本“有伤风化”的小说。翻还是不翻？竺家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进了外语学校，将来就是大使夫人”
竺家荣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解放前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工学系，曾在鞍钢任电力自动化工程师，后来因工作调动举家迁到北京。竺家荣在鞍山出生，在北京长大。父亲虽然主攻理科，但文史兼通，会英语、俄语、日语等几门外语，家里藏书丰富。家里姐弟三人，唯有竺家荣沉迷于这些藏书，“姐姐弟弟都比较外向，在家里待不住，只有我个性好静，不大喜欢出去玩，常常在家里看书，所以从小就对书有一种偏爱。”希腊神话里的九头蛇以及自恋的美少年被自己的化身拖下水的画面、百科图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里的爱情故事、以及各种小人书等等，构成了竺家荣最初的文学记忆。
1964年，为应对外交人才短缺的问题，*指示“外语要从小学起”，国家开始实行一项从适龄儿童中选拔外语人才的培养计划。全国开办了8所外国语学校，招收从9岁开始学习外语的小学生，其中有两所在北京。“外语学校主要由外国教师教课，直升外国语大学，将来培养出来都是大使或大使夫人！”小学二年级的竺家荣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介绍情况，非常向往。不过竺家荣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外貌并不突出，老师只推荐了班上最漂亮的“四朵班花”，没有推荐她。
竺家荣懊丧地回到家，跟母亲讲了这件事，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你想去的话，就去跟老师说说呗”。第二天，竺家荣在班上同学的鼓励下壮着胆子跟老师说“我也想去参加考试”，老师看了看她，说了句，“那就给你加一张表吧”，就这样竺家荣报上了名。
接下来是笔试、面试、身体检查，过了一关才能进入下一关，在忐忑的等待中，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久后的一天，竺家荣在家里听到有人“蹬蹬蹬”地跑上楼来，她开门一看，是老师，吓了一跳。这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跑上四楼，气喘吁吁地一把抱住了竺家荣，叫道：“没想到，你真棒！”后来竺家荣得知，外语学校考试竞争相当激烈，而她是班上唯一一个通过了考试的学生。
竺家荣很想学习德语、法语这些听起来很洋气的语言，结果被分到了日语专业，原因竟然是她的视力问题。竺家荣的眼睛先天屈光不正，她从小看书便要戴上奶奶的老花镜，但依然十分费力，看一会儿就得闭眼睛休息一下。外语学校要求的视力是1.5，竺家荣只有1.0。她记得检查视力的是个高大的很帅的叔叔，对她说：“小妹妹别紧张，给你写1.2吧。”虽然过了体检这关，但因为视力不达标，竺家荣被分到了没有人愿意学的日语专业。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学日语很受歧视，在寄宿制的外语学校里，学日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但父亲的话给了她很大信心：“好好学，中国和日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建交的。”七年后的1972年，这句话果真变成了现实。
但还没等到中日建交，中国国内局势开始动荡。竺家荣刚进入外语学校两年，文革爆发了。学生们纷纷变成了红卫兵、红小兵，到处充斥着政治口号、大字报、*像章、“忠字舞”……竺家荣对政治始终不太关心，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依然一天到晚只想看日语书，因此被大家批评为“白专”。“我记得到后来，全班都是红卫兵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了！”17岁那年，竺家荣从外语学校毕业，只有“根红苗正”的毕业生才能分配到外交部、公安部等国家机关，而成绩全优的竺家荣被分到一所中学，成为了一名日语老师。
从17岁到22岁，竺家荣在丰盛中学度过了五年茫然的青春岁月。文革还在继续，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学习，竺家荣比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作为小班主任，面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学生常常是束手无策，她的自行车经常被坏孩子破坏，只能推着走回家。她还得经常带学生去工厂农村开门办学，也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受了半年再教育，养过猪、干过各种农活。“对这段日子我不太愿意回首，感觉自己的青春都被耽误了。当时我们去外语学校时，老师说你们的学校是宝塔尖，你们将来就是国家的栋梁，没想到如今从那个宝塔尖上掉到底层，觉得特别失落，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只能整天混日子。”还不到二十岁，竺家荣就长出了白发。
1977年，*出来主持工作，恢复了高考。竺家荣感到机会终于来了，非常兴奋。“恢复高考就等于拯救了我”。她报考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由于“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竺家荣“落了选”，最后被黑龙江大学录取。“虽然必须离开北京，但只要不再当中学老师，我死活也要上大学。”由于有从小学日语的底子，竺家荣直接跳到了二年级。很快国家又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竺家荣考入了国际关系学院读研，1981年毕业。在这四年的时间内她迅速地拿下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位，然后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看到《失乐园》里大段大段的性爱描写，她把书推了回去
对竺家荣说，当初学日语是一次偶然，但走上翻译道路却不是偶然的。留校任教之后，竺家荣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到了教学和家庭中，一直到四十多岁，才翻译了人生的第一部书。这其中15年的时间“好像都荒废掉了”，但竺家荣说，自己心中一直保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翻译。
从上学的时候起，竺家荣就不是那种特别受老师重视的孩子。“毕竟不是能歌善舞，嘴也不是那么甜”，加上视力天生不好，竺家荣说，自己从根儿上来说是一个自卑的人，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属于自尊心极强的一个人，自尊心极强的人，往往自卑感也很强。我总觉得，自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但是学习还可以。兼通中日两种语言以及爱好文学的底子，因此长项很可能是做文学翻译了，只有在翻译中，能够感受到快乐，只有翻译才能使自己获得尊严。后来的发展也多少验证了自己的这个预感。”
在中学教书的那五年，竺家荣就曾几次向学校提出想要调走，去做与翻译有关的工作。成天与一帮学生混在一起让她焦头烂额，她觉得“搞翻译不用跟人打交道，管我自己就好了，至少是清净”，但学校始终没有同意。大学期间，竺家荣也会自己找些日语文章，纯粹出于兴趣“翻译着玩”。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带着学生们集体翻译过一本《日本民间故事》，竺家荣在其中翻译了一篇童话故事，对翻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后竺家荣也翻译一些作品，给杂志投稿，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
在大学任教了十五年之后，竺家荣受邀去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三岛由纪夫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结识了国内知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叶渭渠。叶渭渠当时正在组织人翻译一些日本文学作品，看到竺家荣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后，对她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想不想试着翻译一些作品呢？”竺家荣听了喜出望外，“太好了，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求，一直找不到门槛……”由此，她获得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翻译机会——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说《狗》。她翻译得极其认真，这篇翻译处女作收录在安部公房作品集里，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了。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珠海出版社的编辑亲自找到了竺家荣的家里，带着一个月前刚刚在日本出版并引起轰动的《失乐园》。“你看看这本书，我们希望尽快翻出来，越快越好。”出版社希望赶在台湾的前头，让它的简体中文版尽快面世。看到里面大段大段的性爱描写，竺家荣把书推了回去。但执着的编辑隔几天再次上门，同意进行删节和“朦胧化”处理，并说，你既然想做翻译，就应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希望再慎重考虑一下。
经过再三考虑，竺家荣最终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硬着头皮上阵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个人都陷入了《失乐园》之中。《失乐园》出版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几乎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但是那时国内的版权制度极不完善，合同也不正规，出版社甚至拖着不付给竺家荣稿费。不过这本书也确实给竺家荣带来了名气，一时间书店里出现了许多渡边淳一的盗版书，都冠上了“竺家荣”的名字，《失乐园》的盗版更是层出不穷。
《失乐园》在中国出版后，同日本一样，评论也是毁誉参半，不过比起这本书在日本的评价，在中国批评的声音反倒要少一些。竺家荣觉得“我们中国人往往习惯于站在自己的文化角度上去解读，把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殉情理解成自*谢罪，或者认为渡边淳一这样写是在批判日本社会的堕落，这种解读可以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 。但是这些“误读”反而助推了《失乐园》的传播，也正是在这些误读下，《失乐园》得以安全过关，并畅销多年。
在竺家荣看来，《失乐园》探讨的主题是与自《源氏物语》以来的“物哀”一脉相承的。“物哀”是对事物的一种感伤，或者说深刻的体验，在男女之情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作者通过小说男女主人公所陷入的婚外情，深刻地探讨了婚姻和爱情的含义。在日本的“好色”美学传统中，爱情是灵与肉的和谐统一，而婚姻往往导致激情逐渐淡薄，爱情也随之消亡。小说中男女双方的殉情，是为了避免重蹈婚姻的覆辙，要在快乐的巅峰、最美的时刻结束生命。当然，作者绝非在推崇殉情，是希望人们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要失去人生的乐园，竺家荣补充说。她前后翻译了十来本渡边淳一的作品，几乎每本都专门写了译后记，详细探讨渡边文学的美学意义。
竺家荣说，《失乐园》日本版的封面是耐人寻味的。正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封底则是盛开的樱花，这里边含有很深的寓意。火焰象征燃烧般热烈的情欲，将一切化为乌有，而樱花则以其盛开时的美艳，凋落时的决然,，让人联想世事无常，爱的短暂。渡边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生死观和美学观：死亡是绝对的、无限大的“无”。这种“无”不是西方式的虚无主义，而是东方式的虚无，所谓“无中万般有”，蕴藏着丰富的东方文化的内涵。
当年她曾因《失乐园》有着大量性描写而拒绝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如今竺家荣认为，这些不拘一格、不受束缚的日本文学，“能够让中国读者接触到多种文学表现，看到各国文学对人性的多方面探究，拓展视野，善莫大焉。翻译是一个构筑人类精神的巴别塔的神圣事业。”这也是她投身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
翻译《一个人的好天气》，让她在灰心时重新振作
翻译《失乐园》之后，竺家荣虽然有了一些名气，但并没有因此大红大紫。她一边继续在学校教书，一边断断续续翻译了十几本书。2002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由于评职称不顺利等原因，竺家荣又一次陷入了低谷，如同在丰盛中学的那5年一样，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任何译作。“我天性敏感，柔弱，一旦遭遇挫折，很难振作。可以说当时完全看不到出路，对自己对人性对社会都感到绝望，即便是最喜欢的翻译也觉得毫无意义。用现在的说法有点忧郁症的样子”。“总觉得这个社会不公，无论你多么努力，最终人家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否定掉你” ，因此得出结论，“一切都是虚无，还是什么也不做为好。”竺家荣没有再争什么，她开始自我封闭起来，2005年，以副教授的职称退了休。
就在退休的第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竺家荣，带来了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请她翻译。竺家荣翻开书，第一页第一行是这样一句话：“一个雨天，我来到了这个家。”她当即便感到，这是一本好书，而且自己也一定能把它翻译好。出版社的编辑也像多年前《失乐园》的一幕重演一样对她说，只要您翻译，这本书一定会畅销。
竺家荣又一次犹豫了，自己以前翻译的都是些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翻译过这种青春文学，而这位作者的年纪几乎跟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但她还是决定挑战一下，“我觉得作为译者应该什么都可以尝试，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就像演员不能只演一个角色，那就模式化了”。《失乐园》的成名让竺家荣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定了位，仿佛她就是一位日本情色文学的翻译专家，甚至有编辑拿来一本名叫《性*扰应对》的书请她来翻译。竺家荣想，自己应该“跳出圈子，翻译一本清纯的作品试一试”。
尽管年龄相差一代人，竺家荣却觉得自己跟青山七惠是有缘的。青山七惠作品当中处事不惊的淡然笔调，很接近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枕草子》，让竺家荣颇有些感慨。“我在中国见过青山七惠，跟她一块儿吃过饭。这个年轻人很是老道，真是很成熟，对什么事都很淡定，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她对命运是一种承受的态度，觉得不一定非得改变。”相比起来，竺家荣觉得自己都不够成熟，有些“童心未泯”。“我觉得跟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种处事态度挺好的，很淡然，不能太纠结于一些事情。怨天尤人只能制造负面情绪，无助于自我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