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大杂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彦涵、张仃、蔡仪、范志超、祝大年、吴冠中、丁井文、黄永玉、张梅溪、袁迈、柳维和、程尚仁、孙美兰、常濬、万曼、宋怀桂、贝亚杰、王曼硕、陈沛、陈伟生、周令钊、陈若菊、侯一民、邓澍（按入住时间排序）等几十位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师，有很多经典作品就诞生在这个狭小的院子里。
图文/张郎郎 嘉德艺术中心
这个“文化大宅门”背后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张仃先生的儿子张郎郎曾写过一本《大雅宝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其中有一章专门回忆了这些先生的日常趣事，现摘录如下。
李可染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
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对了，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江丰是*。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江丰受此影响，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拋弃这些日薄西山的老朽东西。他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
那是1954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还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都能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为了让原来画国画的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也就是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
张仃，《苏州妇女》，33.4x43.5cm，图片由张仃美术馆提供
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明确规定就是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都一起画模特儿，真够难为他们了。当然，这和若干年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相比，还是容易一些的。
当时，为了让中央美术学院整体更好地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些有造型基础的教授们，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像董希文先生、李宗津先生、蒋兆和先生、宗其香先生等，还去了中南海给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等样板人物画素描头像。
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就是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的困境，其实也是在思索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张仃，《霸王别姬》，34.5x36cm，图片由张仃美术馆提供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那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