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来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胡说八道，没想到，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
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地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
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先生，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几个差不多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们的爸爸常濬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
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那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叫彦冰，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叫彦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是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叫“严冰”；弟弟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
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左起：李小可、董沙雷、彦冰、董沙贝、张郎郎、程芙山、袁骢、袁骥、李燕、黄永玉、李琳）
后来黄永玉先生搬来了，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
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
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大调整了一番。
杭州的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当时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展览中写作程芙山）。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混小子。
……
你算算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这个院子有多少个孩子？二三十个。一群群土匪从前院风驰电掣，直冲到后院，然后返回呼啸而过，又冲到前院儿。他们个个精力过剩，在飞奔中快乐无比。我又是其中最快乐的人，因为我见过许多他们没见过的事情，似乎都记得，似乎又记不大清。他们也见过许多我没见过的事情，他们比我懂得在北京怎么玩儿，怎么髙兴。我比他们知道许多大人奇怪的故事，那些都属于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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