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为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向东北增兵，在以强大兵力不间断地“讨伐”抗联部队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东北城镇和农村的控制。在城市，主要是通过各个特务机关和伪警务部门捕*中共分子及反满抗日的爱国者们，摧毁隐蔽的抗日救国地下组织；在农村，则实行保甲制、连坐制，对抗日游击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切断抗联部队与当地百姓的通道，断绝部队的给养来源。并且以高额赏金诱惑意志不坚定分子（的确产生了不少的叛徒，杨靖宇将军就死在了叛徒和告密者手中）。
环境愈加恶劣，抗联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虽然继续在作战，偶也有胜果，但总体上，日益艰难。特别进入到冬季，抗联更是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与敌作战。经常是几天没东西吃 、睡不了觉，官兵牺牲很大，还有具有一定数量的叛变投靠日伪。
部队减员很大，仅1938年，抗联人数就从3万余人锐减至5000余人；1939年，又降至约 2000人，到1940年底，已剩下不足1000人。杨靖守等一批抗日将领的柄牲，著名的“八女投江”也发生在这段时期 。
最终，抗联残部基本退入了苏联境内，重新整编。
但是，如前述所说，抗联进入苏联境内，并非是成为了苏联的队伍。而且，进入苏联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中间的曲折到今天很少为人所知，抗联进入苏联境 内，基本都是国内生存空间已经几乎无回旋余地，迫不得已的，在最初，并未规定，以及和苏联方面有过协议。
苏联远东方面军对待这些越境而来的抗联武装，采取的流程基本是解除武装、隔离审查，送走或继续拘留，有的还被带上了手铐，实行了无理由监禁。
1938年初，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长祁致中曾先后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想委托苏联方面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同时，也想在武器和给养方而得到苏军的协助。但由于事先没有条件和苏方达成协议，苏联对他们都按非法越境处理。戴部五百余人被遣返新疆，交给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盛世才政府，赵、戴、祁三位军长及少数人员虽未被送往新疆，但被长期拘留，直到1939年，才被允许返回东北。
彼时，与苏联边防军有接触的是一江之隔的抗联第七军，平时有些往来。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曾多次进入苏联境内。
1938年2月，经崔介绍，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渡过了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周曾经在莫斯科学习过，俄语不错，因此与苏联人的交流顺畅不少。苏联人对周的印象不错。给周保中配备了无线电台和报务员，并将他们得到的《新华日报》及中共领袖*著作《论持久战》等报刊书籍送给周保中，并表示将帮助他尽快与延安取得联系。
这次会晤后不久，苏联军方对抗联入境问题作了规定：“ 只有经过抗联领导者的允许，才可以同我们发生联系，假如没有抗联领导者们的允许而向我们来的人，我们则视之为逃兵或者是假抗联分子。”
同样，周保中也表示：“只有当遇到严重敌情，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使部队得到相当的休养训练以图谋再度的斗争”，才允许部队“直接找王新林同志（王新林是苏方负责接待抗联人员的代号，以后曾一直沿用）方面联系，得到他的指导和物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