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那些大道理，简单来说主要是三观不同。本来抗击日本侵略会让大陆观众很有认同感，但是当看到赛德克·巴莱们出草猎人头，房前屋后成堆的骷髅头，和人头柱时这种认同感就荡然无存了。
尤其是电影中赛德克·巴莱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人禁止他们出草猎头，破坏了他们的传统习俗！！！
日本强迫他们砍伐视为神灵的巨树、强迫妇女作佣人（经常有女性被强奸）、即使接受从小日本文化教育的人也受到歧视，警察所里最高的学历最低的职位、最低的薪水，得不到晋升、在日本学校上学的孩子被不公正对待，这些能够让大陆观众感同身受有极大认同感的情节要么寥寥几个镜头，要么只有几句台词连一个镜头都没有。
相反赛德克·巴莱们对妇孺的屠*，对自己日本朋友的屠*（一个日本人面对屠刀时说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赛德克·巴莱们说的理由不是反抗暴政或者抗击侵略又或者和你交朋友只是为了欺骗，而是*了你之后到彩虹桥再做朋友。）野蛮猎头族的属性盖过了抗日勇士的属性，会让大陆观众反感，因为在我们的伦理道德观里对妇孺的屠*、对朋友的屠*是不正确的（哪怕很多人都曾经有饮马东京湾让日本不长草的想法），哪怕真出现这种情况也要个光明正大的大义来安慰自己。
赛德克·巴莱们的伦理道德和我们完全不同，甚至是冰与火一般让人无法接受。仅仅靠打鬼子这情节无法让大陆观众有足够的认同感(赛德克·巴莱们行为反而会让人想起历史上汉族和猎头族的种种冲突)票房自然会失利。
猎头这种赛德克·巴莱视为生命的传统习俗，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六七十年前的西南地区依然频繁发生，最终被新中国所消灭。
也就是说哪怕是对少民最宽容优待的新中国来说猎头族也是极其野蛮落后不正确，换成人民政府来治理， 也是要将其消灭 的。大陆西南方的一些少民直到解放后都有捕猎路人用祭祀的习俗，（包括但不限于成人、去灾、消病、庆祝、春耕、丰收、祭神）佤族、彝族等都有立人头木桩的习惯。 解放后都有解放军勘探队被害，现在民俗村里他们表演庆典用的是牛头，过去可用的都是人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多名解放军路过佤族地区时被剽悍的佤族男子猎头，惊动了中，央，因为它是一个民族问题，不能激化矛盾，军队只得与对方谈判，最后的结果还是花银子把人头买回来，把被*解放军的枪交回来，交出猎头人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因为猎头的人被视为英雄，这已是他们的最大让步了。
1950年10月，在新中国国庆一周年庆典的时候，毛要求佤族更改这一习俗。佤族头人拉勐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不仅拒绝废止习惯，连用别的祭品替代都不答应。没办法，毛 只能表达了“希望”——好好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把它替代掉。最终也没有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3年后，西盟发生大面积虫灾，粮食锐减，第二年砍头祭谷的事件就迅速蔓延，村与村之间相互猎*的情形普遍出现。6年后西盟虫害再次爆发，第二年又遇到干旱，猎人头祭木鼓的阴云再起：
2月18日，永广村猎取困马村一个人头；
3月，岳宋部落阿莫寨砍玉溪寨人头一个。玉溪部落头人准备率所辖40余寨，每寨砍阿莫寨一个人头；
4月27日，困马村百余武装进攻永广寨；
5月18日，永广寨出动200余人强攻困马村；
中、共、西盟工委、政、府在武装工作队协助下四处协调、化解，由地方、部队和当地群众签约，不允许再发生类似情况。但不仅测绘人员被砍去脑袋，连进驻沧源佤山的解放军战士竞然也遭不幸。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出人意料，部队花钱将人头从“砍头英雄”手中买回来。
而根除，仍然是遥不可及。 事情到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通过“梁山好汉”式的方法，才得到圆满解决。当年8月开始，部队要求佤族所在西盟、沧源县禁止砍头祭谷。
有一个头人，手上有50多支枪，激烈地反对说，砍头是我们佤族的礼节，哪怕是毛 来说，砍头我们还是要砍的！ 当时的西盟县委*魏应昌也火了，大叫着说，你要砍头可以砍你自己的，怎么能砍别人的？好，我也是是佤族，今天我们先倒好酒，你拿着刀，我拿着枪，酒喝了以后，你先砍你那边的人头，然后我来砍我这边的人！“我们那个酒都倒好了，要喝酒了，他说不要不要，后来他说算了。从那个时候，就没有看过砍头了”，大规模猎头习俗终于在1958年终止。
佤族祭祀只用人头，带有鲜血的人头，更令人恐惧。其所祭祀的神灵是谷神，属于社稷祭祀。每年春播时节，都要去猎获人头，用以祭祀，以求丰收或报答谷神。一群男子埋伏在村外的路边，见陌生人路过，突然树后跳出，将他（她）的头砍下，放入一个白色底、细条纹粗制土布挎包里，然后勇士们簇拥着背人头的人回到村里，将一鸡头塞进人头嘴里，并将人头安放在人头桩上，祭司娓娓唱起《砍头调》，祈求谷神赐予丰收。
嗣后，祭司将从人头血滴到的土壤撒去田间，据说这样庄稼就会长得好。很早就听人说了，在猎人头的时候，若能猎到长有络腮胡须的男子是最吉利的，说那样的头更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自然是出于一种顺势巫术的思想，胡须的茂密，似乎预示着谷物的茁壮成长。猎头只要是氏族外的人就可以，无论是汉族还是佤族本身，抑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会成为猎头的对象。当地有一个令外人毛骨悚然的谚语：“木鼓响，人头痒。”
佤族最后一次猎头是在1959年，在西盟县，一位云南的朋友告诉我，具体的地点是在西盟县的岳宋村，也是一个靠近缅甸的村子，被猎头的人是一个女孩，据说有一点痴病。后来一些民俗学者对佤族的猎头习俗做过调查，如今在云南民族大学依然保留有那次猎头的调查资料，以及一些曾用来祭祀的8个人头骷髅。
康熙制作的地图《皇御全览图》中未见台湾全岛，而是只画入了岛屿的西半边，变成一条新月形状的领土在海上。 台湾东半部之所以在地图上消失，并不是因为无法测绘，而是因为该处尚为未归化的原住民领地或“番界”，所以朝廷仅实行消极管理。
清朝时期的原住民，按照汉化程度又可用“熟”和“生”来区分。来台汉人和熟番族群杂居已久，语言、风俗等皆无障碍，互有通婚，相处和睦。
康熙年间就曾有一场原住民体育团进京表演：“从台湾挑选了十个麻达番子送来。问得这些人都是台湾诸罗县所属北路熟番。那里的番子们俱自幼学习跑步，以快速且有耐力为尚......。”
之后的清帝都有招台湾熟番首领进京朝贡，令他们目睹天子威仪和京城繁华，并多有赏赐。乾隆皇帝有一次生日宴会，接见熟番首领，赏每位头目：“六品*鼠帽一顶、官用缎面灰鼠皮补挂一件、羊皮蟒袍一件、绸袄一件、缎靴一双、布袜一双、丝线带手巾一份......”等等。
但是汉人与生番之间，仍会互相争抢领地、水源或者经济作物，引发甚多血腥冲突。生番会“出草”斩取汉人首级，汉人则捕捉生番来制番人油、炼番人膏来报复。
康熙年间的福建名吏蓝鼎元，曾来台任职并著书《东征集》，提出以下建议：生番*人，台中常事。此辈虽有人形，全无人理，穿林飞箐，如鸟兽猿猴，抚之不能，剿之不忍，则亦未如之何矣。惟有于出没要隘必经之途，游巡设伏，大张炮火，虚示吾威，使彼畏惧而不敢出耳。
初期清政府使用的办法，就是当时的衙门挖沟推土，制作界碑，把汉人和生番的活动范围隔绝开，叫做“土牛界限”，官称“隘”。界限分成“土牛”和“沟”两个部分，土牛部分呈梯形隆起，沟的部分则纵深向下，过去生番使用的工具简陋，这样子已足够隔离之用。土牛和深沟如今都已少有痕迹可循，不过界碑多处保留下来，如现在台北市捷运石牌站，就是一处古界碑的遗址。。
熟番生番是有区别的，还真以为清朝就番汉一家亲啊？随着汉人人口的增加，界内可垦土地日绌，汉佃越界私垦时有发生，导致内山“生番”因抗拒侵 垦而戕*汉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为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五年再次设立隘番制以强 化族群隔离政策，目的主要在于借助“熟番”武力驻守“生番”出没的近山隘口，代管近山界外荒埔， 防范汉人越界私垦。淡水厅近山地带的便有１８处隘寮，其中在后龙溪流域的有嘉志阁隘和猫里 隘。
台中市石岗区，有一块乾隆年间的“勘定踏界地碑记”，便记载着：“每土牛长二丈，底阔一丈，高八尺，顶阔六尺。每沟长十五丈，阔一丈二尺，深六尺，永禁人民逾越私垦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发生在后龙溪中游的鲎壳庄（位于猫里西面，今苗栗县西湖乡二湖）事 件，可以用来说明清政府划界政策下守界“熟番”、界外“生番”、越界私垦的汉人以及地方官府之间 的关系。
根据闽浙总督苏昌的奏折，鲎壳庄民曾经射*出界捕鹿的攸武乃社“生番”，以致“生番” 挟仇，待庄民越界寻觅耕牛，被“生番”追赶到庄，*戮五十六人。副苏昌当即派台湾道余文仪查办 该案。
1874年，54名琉球船员遇到台风，登陆台湾东南部，因沟通不良而遭当地生番排湾族*害。日本以此指责清廷，清政府则回答：“生番系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日方于是向“无主番界”之台南出兵，背后亦有逐步蚕食台湾之意。清廷闻讯急调淮军六千五百人赴台支援，幸又得日军登台后染病者甚多，无力久战，便在收了清朝的伤亡抚恤金白银五十万两后退兵，双方议和。
当时清朝派来的钦差沈葆桢和刘铭传，对局势判断十分清楚。他们为了巩固领土，避免列强中流传生番之地不属大清之说，因而解除大陆汉民赴台的海禁；已经在台的汉人本来亦有山禁阻止其进入中部山区开垦，此时亦被解除。
这一连串积极政策被称为“开山抚番”，其中“开山”即指修路，今日台湾岛上有两条东岸要道，分别是北部的苏花公路和南部的南回公路，两者的前身均为沈葆桢所修，当年称作北路与南路。
另外尚有一条连接南投到花莲的中路，现在则叫做八通关古道，虽不可供车辆通行但却被当作古迹保存下来。
至于刘铭传，他也留下了从基隆到新竹的一百多公里铁路，并比大陆还更早建立邮政和电报制度。
另一方面，在打通过去不曾进入的原住民领土后，“抚番”即指加强原住民的汉化，设学堂教习数学和汉文，祭出赠予衣食种子等各种优惠政策，希望加速民族融合，同时又强迫生番放弃出草习俗，若有反抗则镇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