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五人调查小组里谁才是最有权势的人呢？是徐铁英？还是曾可达？
其实这个问题，从他们五人的座位上就能看出来，首先中央财政部的派员杜万乘是五人小组的召集人兼组长，这时他坐在会议桌面对大门那一排正中的位子。
因为牵涉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参与运输走私民生物资以及国军第四兵团军警镇压学生，那么国防部的派员曾可达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坐在杜万乘的左边。
而无论牵涉财政部门还是军警部门，由国民党国党员通讯局派来的徐铁英都可以代表中央党部进行调查，所以他坐在杜万乘的右边。
中央银行的主任秘书王贲泉和中央民食调配委员会的副主任马临深因为下级属于被调查对象，所以他俩坐在两个最边的位子。被调查人或被询问人的位子当然是安排在会议桌靠门的那几把椅子上，以便对面接受质询。这样的安排看似没什么问题，但是再看看另外两个人的座位安排就发现端倪了。
因为长条会议桌的两头各安排了一把椅子，靠中山先生逝世卧室隔壁上方的那把椅子上端坐着方孟敖。他是列席，却比出席代表更加醒目，因为就在他头部上方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头像！
长条会议桌下端的椅子上坐的是会议记录员，这个记录员不是中央财政部的，也不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而是曾可达带来的那个王副官。曾可达、方孟敖、王副官这仨人的共同身份都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所以五人调查小组根本就是代表建丰同志的曾可达在一人控场，他才是最有权力的人，如果这还不够明显，请往下看。
大家可以想一想，所谓的五人调查小组从成立到解散，财政部的王云五一直不闻不问，中央银行和民食调配委员会的幕后老板也没吱过声，代表党部的徐铁英更是从始至终没咋说过话（大家注意看了吗？），只有建丰同志通过电话在过问这件事儿，这就十分明显了，直接组织这次调查的就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
说穿了，一切调查最后都只向一个人负责，那个人就是建丰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