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剧本、摄影等问题都已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张艺谋，那就是电影的第三主角——野生红高粱。
那时的季节早过了高粱的种植期，没人会去操心杂粮，正在张艺谋百爪挠心的时候，时任西影厂厂的吴天明站了出来。
他冒着政治风险，私下找厂里的副业部门凑了四万块，以每亩200元的价格，请当地的农民种了200亩高粱。
这是一次难以预知结果的赌博，张艺谋不知道高粱能不能顺利成活，吴天明立下了“出问题我抗，先种上再说”的誓言。
现实的窘迫不止是高粱地，还有其他糟心的麻烦。
《红高粱》的总成本超过80万，但是中影只愿意掏70万购买，而选送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电影也是陈凯歌的《孩子王》。
一切不公似乎都落在了张艺谋的头上，前一年还是金鸡、百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三料影帝的张艺谋，现在能做就是渴求奇迹发生。
电影拍完后，张艺谋把拍电影穿烂的一双布鞋，埋在了黄土之下，发誓此部电影不成功，以后再不拍电影”。
这不是一时的激昂，而是他根本输不起。
若《红高粱》有所闪失，恩师吴天明前途难保，同学顾长卫工作会丢，编剧莫言也会继续在小房子苦熬。
至于还在上学的巩俐，以及凭借《芙蓉镇》获得百花影帝的姜文，他们都处于刚刚起步的年纪，经不起这一场失败。
一次赔上身价和未来的豪赌，他们赢了，也有了后来的国师、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来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后来的鬼才导演和后来的中国最出色的摄影大师。
这是张艺谋的一次意外，也是他的一次幸运。
陈凯歌退赛，电影局以《红高粱》为备选，然后一句夺魁，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两毛五的票价在某些大城市被炒到10元，也让《红高粱》最终获得了4000万的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