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被捕，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沈醉因为在抗战时期有功，再加上在管理所期间改造积极，认罪态度良好，因此到了1960年，成为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重获自由。
周总理一直非常关心这些战犯的改造，每一批战犯出狱，都会亲自宴请他们，鼓励大家融入新社会，一起建设新中国。
对于军统大特务沈醉，周总理更是像“老朋友”一样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周总理无论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都和沈醉有着不解之缘。
早在1927年，周总理在上海创建了中央特科，负责我党的情报、保卫等工作，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沈醉所在的军统，当时还叫“复兴社”。
到了抗战时期，周总理在重庆做统战工作，经常被军统特务跟踪，其中，沈醉作为“军统三剑客”之一，与周总理之间也难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友谊”。
因此，沈醉一见到周总理，就羞愧难当地说：“总理，见到您，我特别羞愧！”
周总理知道他的意思，大度地笑了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没关系的，你不要背包袱，对于你们的跟踪追捕，我们从来都知道，也都有办法，你们根本不能成功的，只能义务给我做做‘跟班’罢了。”
周总理还列举了好几次沈醉的跟踪行动，沈醉一直都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谁知周总理告诉他，其实每一次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都布置了比军统特务更严密的天罗地网，如果真的动手，沈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沈醉听后，如梦方醒，更加羞愧不已。
沈醉坦诚地说：“总理，我非常想在余生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周总理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其实你完全有这个条件，就看你做不做了。”
沈醉不解，忙说：“请总理明示。”
周总理就告诉他说，为了更好地教育后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挖掘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种罪恶内幕，这些挖掘整理工作，让这些亲身经历者来做，就再合适不过了。
周总理还举例说：“比如反动派大特务头子戴笠，他对人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我们共产党人只知道‘核桃壳’，你们这些戴笠的手下才知道‘核桃仁’，所以，我希望你来认真揭露一下真实的戴笠。”
沈醉听后，连连点头，说一定知无不言，做好这个工作。
回去后，沈醉就立即投入这项工作，一口气写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本，真实反映了戴笠的一生，揭露了戴笠和军统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63年春节，沈醉又一次在宴会上遇到了周总理，没想到，周总理好像有点生气，对沈醉说：“沈醉啊，你知道吗？你可把我害苦啦！”
沈醉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罪周总理了，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周总理很快就哈哈大笑，说出了自己“生气”的原因。
原来，沈醉写的那本《我所知道的戴笠》出版后，周总理也非常关心，第一时间就让人买来一本，因为他当年与戴笠之间可没少交手，对戴笠的一些事也很有兴趣，因此，周总理一拿到这本书，就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
不过，周总理的工作太忙，白天没时间看，只能在晚上睡觉前看一会儿，结果一看起来就放不下了，一连看了好几个晚上才看完。周总理本来就没有多少休息时间，这下就更少了，连邓颖超都对他有意见了。
所以，周总理这次见到沈醉，就跟他开了个玩笑，说“你可把我害苦啦”！
再说沈醉，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后，大受鼓舞，又相继写了好几本书，比如《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等等，成为小有成就的纪实类作家，这恐怕是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参考资料：《我这三十年》《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