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不但确有其人,而且还是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的好朋友,而沈醉之所以给吴敬中面子并跟他交朋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是搞总务的行家,有很多共同语言,另一方面也是大家在“生意”上有很多合作。
如果只是“同行中的同行”,或者大家一起合作赚过钱,沈醉和吴敬中的关系可能还不会那么铁。沈醉真正看重的,是吴敬中的人脉和后台:吴敬中和军统最后一任局长、保密局第一任局长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很要好的同学,而郑介民只是吴敬中“第二好”的同学,跟吴敬中关系最近的,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蒋经国。
沈醉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他最大的靠山就是戴笠,但是戴笠在大人物眼里也是小人物。沈醉要想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就只能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相比之下,吴敬中的“朝中人脉”,要远胜职业特务沈醉。沈醉跟吴敬中“相交莫逆”,就有望跟吴敬中的小蒋同学搭上关系。
老吴比小蒋大十岁,而且还曾有过共同的理想,一个是经验老到的老大哥,一个是初出茅庐内心迷茫的小老弟,两人在异国他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小蒋原先也是半个或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骂老蒋,后来发现“接班”有望,也就与父亲“捐弃前嫌”,吴敬中也叛变了组织,到军统特训班当了教官——电视剧《潜伏》说余则成和李涯都是吴敬中的学生,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不但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李涯和余则成也能找到历史原型。余则成的历史原型不止一个,李涯的历史原型则是吴敬中的继任者、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
李俊才有历史原型,“黄雀计划”也确有其事。正像吴敬中在飞机上跟余则成说的那样,“那个计划没前途”,李涯(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无处藏身,只好带着四个小组的“黄雀”到军管会自首投诚。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那时候吴敬中的老朋友沈醉已经特赦六年,拿着每月一两百元的工资,在“文史专员”任上写了很多回忆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两百元工资,已经超过了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公职人员,没有取消稿费的时候,沈醉的一本回忆录,就能换吃好几年的粮食。
“总务行家”沈醉会做生意,也很会做人,作为沈醉的老朋友,吴敬中表现得也不差,连最看不上叛徒的毛人凤也拿他无可奈何。
历史上的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乘机出逃,原本想让吴敬中留在天津“潜伏”的毛人凤勃然大怒,命令李俊才在天津机场拦截未果,又在南京将刚落地的吴敬中逮捕,正准备把他送到台湾去砍甘蔗,结果老吴的同学小蒋出面“担保”,笑面虎毛人凤只好强笑着放人。
不管是真实的历史中还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里,吴敬中都没有插手“黄雀计划”,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吴敬中这个老特务着实不简单,他绝不插手潜伏任务,就是在为自己出逃做铺垫。
吴敬中更精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黄雀计划没前途,谁留下来都会落网,他不插手,多少黄雀被烧烤,都跟他没关系——吴敬中之所以如此精明决断,极有可能是老朋友沈醉给他通风报信:你再不跑,就会被毛人凤按在天津动弹不得,最后的结果会怎样,李涯不用把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也能想得到!
潜伏人员名单一眼不看,调拨装备撒手不管,实在没办法,就让副站长余则成接收一下,但也绝不让余则成深度参与,这就是吴敬中的高明之处:黄雀计划就是个粘豆包,粘上了就甩不掉,只要知道潜伏名单,那就是黄酱倒进被窝里。
吴敬中是个没出卖过前战友的叛徒,他再次起义或投诚,结果也不会很乐观——回家卖红薯是幸运的,进战犯管理所也不是不可能。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知道自己即使把保密局情报全都交出去,也保不住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换来的七根金条。
一向精明的“生意特工”吴敬中绝不会做亏本买卖,他的老朋友早就给他吹过风,毛人凤歹毒算计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吴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