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正如前述所言，他固然仗义，却是要“见机行事”、看人下菜，茅十八质疑他是否会为了一千两银子出卖自己，书里这么写道：
“就算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金，老子也决不会去通风报信。”心中却想：“倘若真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事要不要做？”颇有点打不定主意。
剧中则特意补充了一句：
其他地方，诸如与胡逸之结拜时内心的“讨价还价”，也是能删则删。
原著里韦小宝受贿成性，哪怕是贪官还是良民，都来者不拒，剧里则尽可能体现“黑吃黑”的一面，诸如原著台湾一行搜刮百姓百万两则隐去不提，大结局的时候甚至不惜散尽家财，欺骗天地会兄弟伪装成大清的宝藏。而各种逢场作戏、溜须拍马，也都以插科打诨式的表演方式（如重复台词），各种官场现形的阴暗，都以喜剧桥段消解。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和谐过”的韦小宝。
再说说陈近南。陈近南常被说是旧时代侠客的挽歌，他与金庸处女作中同样反清复明的“陈家洛”照应，他被尊为“台湾诸葛亮”，有“托孤”的使命，宁人负我勿我负人，立场坚定，侠肝义胆，最终下场却远远不如殉国和拯救苍生的郭靖、萧峰来得悲壮，而丧命于其效忠的郑克塽之手、死得轻于鸿毛，相比于左右摇摆却平步青云的徒弟韦小宝，其结局真是莫大讽刺。他是一个去童话化的“英雄”，固守江湖道义与儒家规则，只能在皇权专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
金庸就这么“放弃”了传统侠客陈近南，他似乎把一部分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小说里的康熙身上。康熙虽然是许多汉人痛恨的“鞑子”皇帝，却励精图治，相比于民不聊生的前朝，在他的勤政下国泰民安，他推崇《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质疑着“反清复明”、“汉本位”的合理性，如同部分港民对“英人治港”的困惑，代表金庸一以贯之、引以为豪的民族观。
康熙与小宝是竹马之交，打架相识时隐瞒了身份，从此对于身不由己的君王而言，韦小宝成为了他能够“抽离”尊卑、坦然自由面对的知己。而随着年岁渐长，站在权力巅峰的康熙愈加威严，与“小玄子”渐行渐远，他与小宝名为君臣、偶为兄弟、实为主仆，对韦小宝看得通透，其所有功绩几乎在他操盘掌握中。尽管难念旧情，难免居高临下，韦爵爷固然擅长欺上瞒下，可是基本逃不脱皇上的五指山。两人情感复杂，书中第四十七回里提道：
他（康熙）小时学了武功，无法施展，只有与韦小宝扭打为乐，其后不断派遣韦小宝出外办事，在内心深处，都是以他为自己替身之意。韦小宝年纪比自己小，武功智谋，学问见识，无一及得上自己，他能办得成功，自己自然更是游刃有余。
韦小宝对皇帝也不是一派忠相，为灾民捐献银子会后悔，嘴上称臣，心里称妹夫。此外，事实上韦小宝事情之所以办成功，并不仅仅赖于“武功智谋、学问见识”，还有厚颜无耻、见风使舵，这对组合就如同乾隆与和珅，乾隆何尝不知和珅德性？但是和珅作为乾隆“卑鄙”的代言人，助其敛财，能为其所不能，也照出了皇帝心理的另一面。书中顾炎武几位大儒甚至劝韦小宝自立为帝，只因他们看得透彻，所谓雄才圣君，当然也不乏流氓秉性，这深刻撕开了光鲜历史虚伪的暗角。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怯懦、投机与迂腐，更是在这一刻展露无疑。
电视剧里的康熙由新人马浚伟扮演，他相貌周正斯文，有朝气活力，钟汉良得康熙之威严厚黑，马浚伟得其阳光一面，这也是一个被“和谐”的康熙。电视剧主打温情牌，致力于凸显康熙及韦小宝之间的兄弟情谊。迥然于小说韦小宝的单一视角，一开场，便以双线并进，康熙提前出场，编剧原创出鳌拜*御马、大兴明史文字狱、*御前侍卫、救汤若望等冲突桥段，同时自然引出“假太后”、罗刹国，营造出康熙空有满腔报复，却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寂寞场景，如此与小桂子的相识，才显得那么“雪中送炭”而难能可贵。直到结局，还增加了韦小宝舍身脱宝甲给康熙穿的桥段，将原著台词里“咱君臣有恩有义，有始有终”，改成了“有情有义”，甚至还以一场不分君臣主仆的架收尾照应，真称得上“有始有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