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既然说武工队主要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又说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那这武工队是不是只会卖嘴皮子光说不练呢？
不是。武工队的敌后政治进攻可以说是文工武唱。
武工队执行的是政治进攻任务，从这点来说，他们唱的是文戏。但他们这戏台却不是和平环境下的公园戏院，也不是充满了鲜花与掌声的礼堂，而是敌人重兵驻扎奸特环伺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确保治安区”，这样的环境，就决定了他们这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是绘画弹琴那般雅致，而只可能是血雨腥风那般残酷。
图1 难忘的小人书《敌后武工队》
试想一下，比如你若想让那些伪警备队长特务队长警察所长什么的不敢小觑我党的力量，你说主要是仅仅用说教，还是打击与说教并用？比如你若想让叛徒汉奸们不敢再进村抓人破坏我建党建政，你说是该用讲道理还是该砍几个脑袋*鸡儆猴？比如你要想把敌人某个侦缉队长的父母或某个团长的姨太太请到地道里开办学习班，你说是该用请柬还是该用匕首和驳壳枪？
武工队的戏中，经常有这样的场面，比如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某个叛徒卧室将其刺*；比如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某个伪官的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出来喝茶聊抗战大势；比如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血淋淋的人头等等，这都是武工队的政治工作，但其血腥程度和恐怖效果是远远胜过西方枪战和警匪大片的。
曾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当武工队决定铲除某个尚在敌营仍在嚣张作恶的汉奸时，先在集市、城区要道等处张贴布告，如果写明对其五日之内执行死刑，那么你等着瞧吧，不管这个汉奸是如何的狡滑，他绝对不可能活到第六天。许多伪官，就是这样连拉带打的被迫成了我们的内线，许多伪政权就是这样被改造成了两面政权。
图2 当年的敌后武工队在战斗
要演好这样的戏，表演者可不是像居委会大妈走街串户防火防盗的宣传那么轻松，可不是像蔡国庆、李双江涂脂抹粉的慰问演出那么美艳。给伪军官或其家属上一次政治课，往往便会有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在伪政权的大门口上刷一回标语，可能要面对十倍百倍的敌兵的围捕；深入虎穴锄掉一个叛徒或汉奸，则无不伴随着激烈而残酷的打斗；改造一个两面政权或帮建一个秘密支部，又不知要经历多少回合的血腥较量。
也就是考虑到敌后政治进攻的残酷，因而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不仅要求每个队员必须是身经百战，其所配备的近战兵器在当时也绝对超一流。以曾经担任八路军支队侦察科长的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钢》为例，书中描写的武工队共22人，正副队长是每人两支盒子炮和一支护身的撸子，20名队员是每人一支盒子炮和一支四四式骑枪，22人每人一辆自行车。老的军教片《地道战》中表现的真假武工队，也是如此，即三八式骑枪、长苗盒子炮，自行车。这都是与事实相吻合的。实际上，武工队有的还有冲锋枪和轻型掷弹筒的配备。笔者访问过一名曾在武工队战斗过的老领导，他说他们武工队虽只有11人，却配备了盒子炮13支，汤姆逊冲锋枪4支，三八式马枪5支，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等强调的武工队不能用来打仗，是不主动找敌人硬碰硬地对打、大打，而不是说遭遇敌人围捕时也不还手也不动家伙。再说了，政治进攻的主要内容，就包含打击伪政权和铲锄汉奸，而若想达成这样的任务，小规模的袭击、伏击，则几乎是家常便饭，只是他们不会像影视中那样的打法罢了。
图3 如今的戏子借武工队之名在*
与国粉评价国军战绩总爱表现牺牲如何惨重而回避歼敌的战果不同，中共武装更强调如何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战果。由于人员配的精悍，兵器配的精良，加上战术运用得当，武工队的战果与战损往往达到特别悬殊的对比。举两个例子，比如冀中九分区武工队，也就是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所表现的那个武工队，其所创下的奔袭保定南关火车站、化袭智取乌马庄炮楼、里应外合攻克石桥据点、痛歼津南鬼子勤农队、火烧小站稻米仓等经典战例，都是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奇袭手段，连一发子弹都没多打，连一根毫毛都没伤到，便达成了作战任务。该队从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组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撤编，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城外，取得惊人战果，却从始至终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
再比如冀南四分区武工队，就是由后来的开国少将张世盖任队长的武工队。该队包括队长政委在内共22人，在以广宗县为中心的冀南四地委所属区域内，镇压土匪，铲锄叛徒、座探，打击小股活动的敌伪，恢复各村支部，摧毁伪大乡、保甲制度，没收烧毁良民证，取得赫赫战果，令敌伪谈武色变，可从武工队组建到完成任务后撤编，22个人竟然连一个轻伤都没有。
所以说，这文戏武打是武打，可怎么个打法，却不是影视剧中的武工队所表现的动不动就“老子跟你拚了！”要真是那样，在敌占区，用不了三天，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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