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
胡适第一次到日本是在1910年八、九月间。那年，胡适考取了庚款留美，在乘船赴美途中，曾到长崎、神户、横滨等地“登岸一游”。9月25日，胡适在纽约绮色佳（Ithaca）给国内的朋友胡绍庭、章希吕等人寄了一封信，其中谈及他途经日本的印象：
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
这段话中的“野蛮人”、“岛夷”等字眼，现今读来无疑是很刺眼的、很不胡适的，不过它如实反映了一个19岁的青年刚走出国门时的思想状态。“吾人之耻”、“将为韩续”（即中国可能继韩国之后被日本吞并），道出了热血青年面对国势衰颓时的忧虑和危机意识。
关于这次“登岸一游”，胡适晚年还有印象。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生军事政变，攫取韩国最高统治权。这一天，胡适听了美军广播韩国政变的消息后，对秘书胡颂平谈起韩国，其中涉及他对日本的最初印象：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的八月里，我第一次出国，我们七十多个学生同乘一只只有几千吨的小船，那天（八月廿九日）船到横滨，看见岸上的日本人，疯狂的发号外，到处挂满了国旗，成千成万的人在狂欢着，……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我就没有上岸去。……
日本人疯狂庆祝，当然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吞并了大韩帝国。（1910年8月22日签署《日韩合并条约》）这大概是青年胡适初访日本时对“岛夷”印象恶劣的原因之一。不过胡适这里说他在横滨没有上岸，与上文引用的书信矛盾。
值得指出的是，留学期间胡适对日本甚为关注，而且他对日本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变化，但因非本文重点，就此略过。
在美留学七年后，胡适脱胎换骨，他怀着强烈的“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的精神踏上归国之路。1917年6月21日，胡适由温哥华乘船，同行者有张慰慈等。7月5日，邮轮抵达横滨港，胡适“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因轮船行期紧迫，胡适本不打算去东京一游，但当他和张慰慈一上岸，就遇到潘公弼，潘氏说东京的友人郭虞裳、俞颂华邀请他们去东京一晤。郭、俞二人是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时期的同学，当天有考试，不便相迎，故委托潘氏代劳。盛意难却，胡适等人便搭乘电车去东京，老友再会，“相见甚欢”，然后在一家中国饭馆晚餐。当晚九点匆匆离别，回到横滨，半夜轮船出发。
在东京期间，胡适购得《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其中刊有他自己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同期还刊载了桑原骘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该文最后说中国古籍未经“整理”，不便使用。胡适在日记中特意注明“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数年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桑原此文或可视作滥觞。
7月7日早晨，抵达神户，和张慰慈上岸一游。翌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不过，“到长崎未上岸”。此后，客轮向西航行，7月10日胡适在上海码头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友。这大抵就是胡适第二次到日本的经过。
青年时期的胡适
1920年代
胡适第三次到日本，是在1927年。1926年，胡适从东北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到伦敦、巴黎，然后横渡大西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1927年4月12日在西雅图登船回国，期间获悉“四一二”政变。4月24日，轮船抵达横滨。
当时国内局势混乱，胡适此前一边鼓吹“好政府主义”，一边又与溥仪“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引起众怒。胡适的朋友纷纷劝他暂时不要回国。比如高梦旦给胡适写信，告知国内情形之外，还建议他如果在日本有机会授课或研究，不妨先住几个月。丁文江也劝胡适，“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508页）顾颉刚也写信劝胡适“万勿回北京去”，而且“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把事业放在学术上。
胡适“在日本停留期间，一面继续观察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定行止。一面游览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处，并会见一些学界人士。其中有日本佛学家高楠顺次郎、常盘大定、矢吹庆辉、佐伯方丈；此外，还有英国的爱里鄂爵士、法国的勒卫、瑞士的戴弥威[戴密微——引者注]等。”（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130-131页）
据《丁文江的传记》里的回忆，胡适由于“不通日本话，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从神户乘船回国的日期是5月17日，三天后抵达上海。
胡适欧游返国，在东瀛停留了三周（4月24日-5月16日），应该是他一生中在日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其间，他在东京见了几位重要的佛学家，并得知矢吹庆辉从伦敦拍摄到敦煌本《坛经》，胡适认为这“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而日本学者也劝胡适早日将神会和尚的遗著整理出来。
以上大体是胡适第三次到访日本的经过。
1930年代
1933年，胡适第三次出国，为的是参加在加拿大班府（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6月15日，胡适从北平抵达上海，18日“约了S. Matsumoto君来吃早饭。谈中日问题。此君是太平洋学会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愿意与他谈”。此处“S. Matsumoto”即松本重治（1899-1989），他当时是日本新闻联合社（后来的同盟通信社）的记者，1932年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年后就能与声望如日中天的胡适讨论中日问题，足见松本的努力和颖悟。松本表示，他以前不相信日美之间会发生战争，“现在真不能不信了”。胡适在这天的日记还补记了“美国与日本皆大举扩张海军”的消息。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崛起已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问题。
当天傍晚五点半，胡适到了轮船码头，送行者甚多。上船后，另一位日本记者“Sakamoto”（坂本）坚持要和胡适谈论中日问题，“匆匆与谈，他又说不出什么”。坂本认为，“华北对日感情较好，而中部与南方人仍不能明了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感情仍极恶，殊可虑”。这基本上是二战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的一般态度。胡适认为“此人甚拙，未必能懂我的话”。从胡适日记所述对松本、坂本的态度，隐约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高高在上的意气。
6月21日，船到神户，《日本时事》（Japan Chronicle）的编辑约胡适游览山景，因天公不作美而放弃。翌日，抵达横滨，胡适被日本太平洋学会的高木八尺（1889-1984）等人接到东京。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六年前的荒凉景象，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建筑，都可令人惊叹。”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胡适1927年途经东京时就见到了大灾难后的模样。东京灾后重建，旧地新颜，给胡适很大的震撼。胡适这回下榻东京帝国旅馆，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成员见面，讨论太平洋会议的开会问题，从傍晚六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十一点。6月23日，胡适八点起床，为高木八尺的小册子题了“功不唐捐”四字。早饭后，回横滨上船，继续美国、加拿大之行。
同年8月14至18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在班府举行。10月，胡适自加拿大回国，途经日本时，会见了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讨论北宋本六祖《坛经》。
以上是胡适第四、五次到访日本的情形。
1936年，胡适第四次出国，为的是参加在美国优胜美地（Yosemite）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7月14日凌晨两点在上海乘船，同行者有沈昆三、刘驭万、张忠绂等七人。16日早上六点半到达神户，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小时后才进入港口。除了刘驭万“微有寒热”留在船上，胡适一行上岸后，先坐电车到大阪，然后在大阪坐火车去东京。
“途中甚热，过名古屋以后，有骤雨，雨后稍凉。途中风景极佳，富士山高出云中，一会儿云渐升高，把山尖全遮了，就不复见。铁路线经内海之滨，傍晚时海边景物特别美丽。”
胡适7月16日日记说“八点二十五分到横滨；八点五十分到东京”，这应该是指第二天早上，亦即17日上午——也就是说，7月16日的日记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次日补记的。理由如下：1930年，东京和大阪之间开通了“燕”号特快列车（胡适日记中提及“特别快车[燕]已无头等房间”），从东京到大阪要花八小时二十分钟。不同于特快的快车则需要十一小时。据此大致可以推断，胡适一行是16日晚上9点多从大阪出发，17日上午到达东京。太平洋学会日本支会的成员到东京站迎接胡适一行。胡适日记中特意记下了迎接者的名字：那须[皓——日记中写作“浩”]、高柳[贤三]、牛场友彦、浦松[佐美太郎]及其夫人、松本重治夫人。值得一提的是，因中日关系愈加紧张，胡适一行抵达东京后，受到了当地警卫的“特殊照顾”。
7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胡适在东京的很多应酬。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胡适对牛场友彦（1901-1993）颇为欣赏，“牛场为Oxford留学生，人最开明，说话亦开诚，我甚高兴”。其二，“松方说，此次会中出席代表唯上田（Uyeda）一人是自由主义者，能自守其说，余人皆不高明。”此处“上田”是指上田贞次郎（1879-1940；日记中写作“真次郎”），他在日本首倡“经营学”，1936年就任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校长。至于“松方”，是指松方三郎（1899-1973；本名义三郎），他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曾担任第四任、第六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第三个儿子，是日本的登山家、记者、实业家。1934年，松方三郎加入新闻联合社，两年后成为同盟通信社的首任调查部长。
其三，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1892-1970）表示他将出版新著《南进论》，自称此为“日本一大转变之书”，也就是大日本帝国要改变北进（苏联）路线而取南进（东南亚）路线。胡适认为“此君的见解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并由此发了一通感慨：
大概各国风气所尚，各有其特别之点。英国则第一流人才如政治；美国则第一流人才入工商，日本则第一流人才入军部。其大学教授与文人，皆是凡才也。
其四，胡适记录了出席晚宴的日方成员的名单：山川端夫、上田真[贞]次郎、那须[皓]，鹤见祐辅、金井清、高木八尺、松方[三郎]、信夫淳[平]、浦松作[佐]美太郎、牛场[友彦]。
其四，胡适送了一把扇子给高木八尺，并题写了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去日本之前的6月29日，读到杨万里《诚斋集》之《南海集》，最喜欢这首《桂源铺》。三年前，高木送给胡适一把扇子，上面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两句，胡适这次赠扇可算是投桃报李。顺带一提，高木八尺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日本理事会的常任理事，1933年以《美国政治史序说》获得东京帝大法学博士学位。高木的父亲神田乃武（1857-1923）毕生致力于英语教育，他编纂的辞书、初中英文教材曾在日本广为流传。高木之家学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其五，“支会雇车请我们游览，东京市自地震后至今不过十二年余，已改建成一个绝新的都会，其魄力令人佩服。”胡适1933年、1936年两次到访东京，都被东京的市容市貌所震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和举措。
7月17日晚上回到客轮，继续美国之旅。以上大致是胡适第六次到访日本的状况。
8月，胡适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其间被选为该会的副会长。会后，胡适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游历、演讲，11月方启程回国，12月1日到上海。——应该是乘船回国的，但限于材料，我们无从得知轮船的航线，也就很难推测胡适在返国途中是否像以往那样在日本“登岸一游”。胡适晚年（1961年4月27日）曾提及他越洋横渡的一次经历，“我从前也坐过塔夫脱号货船的。从纽约动身，中途只有一处停过马尼剌，直接驶到上海，足足一个月工夫。……”如果胡适记忆无误，如果1936年返程是纽约—马尼拉—上海这个路线，那么大致可以说胡适在1937年以前去过六次日本。
1937年6月中旬，胡适准备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但因故未能成行。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胡适奉蒋介石之命去美国从事宣传工作，9月20日从香港起飞，几经辗转，于26日抵达旧金山。后来胡适担任驻美大使，退任后在纽约作“寓公”。
1940年代
1946年，胡适踏上了回国的路途。6月1日由海路归国，7月2日日记有这样一段记录：“Captain说，今天早晨，可望见日本，天气清朗时可见富士，船客都早起来了，只看见几个小岛。”7月5日到达上海。客轮显然像以往一样在日本港口停留，但胡适是否“登岸一游”，因材料所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三年后的1949年4月6日，胡适第六次出国，也是他最后一次从上海乘船赴美。按照以往的经验，4月9日应抵达横滨，胡适当日日记有如下记载：
本不准备登岸，写信托赵曾钰君带去东京，向吴文藻、谢冰心、吴半农诸友告罪。不意半农在码头去接赵君，坚邀我去玩了半天。见着文藻、冰心及半农夫人，下午见着王信忠。大谈。
次日，轮船开往檀香山，4月21日到达旧金山，胡适仍寓居纽约81街104号。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此次横渡太平洋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上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这是胡适晚年颇为重要的两篇文章。
这大致是胡适第七次到日本的情形。
1950-1960年代
到了1950年代，胡适在美国、台湾地区之间往返，多次在东京停留。
1952年11月18日，胡适从西雅图飞抵东京，“驻日大使”董显光等人到机场迎接，并为胡适请了许多日本客人和美国客人，是日半夜离开东京。翌日早上八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有五六百人迎接。1953年1月17日，胡适结束了将近三个月的台湾之行，飞抵东京。18日，在汤岛圣堂购书，并因董显光之约，会见日本文教界领袖，参观东京市区。19日，上午访山本书店，下午出席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重要学术团体的联合欢迎茶会。20日，参观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会见双目近乎失明的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下午与日本各大报刊代表会晤，然后在改造社晚餐。21日，会见日本副首相绪方竹虎、外相冈崎胜男，然后在日本广播电台（NHK）发表演说，题为“Our Common Enemy”，下午参观东京大学。是日晚上，出席冈崎胜男家宴。22日，与新闻记者一同午餐，晚上十点半飞往美国，25日到纽约。假设胡适1936年11月返国、1946年6月返国都不曾访问日本，那么1952年11月、1953年1月在东京短暂停留，则可以说是第八、九次到日本了。
1954年2月11日，胡适离开纽约，经旧金山、洛杉矶、东京，18日抵达台北。——限于材料，无从得知胡适在东京的具体行程。不过，胡适此次台湾之行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出席“国大”第二次会议。李宗仁因反对此会，后被罢免，胡适则明白表示拥护蒋介石、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4月5日离开台北，到东京；6日晚上，胡适在董显光的宴会上演讲；7日在山本书店购买《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傍晚6点飞往美国。这大概是胡适第十、十一次到日本了。
1957年11月，胡适被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院长。1958年4月2日，胡适离开纽约，6日抵达东京，7日出席“驻日大使”沈觐鼎的宴会，8日下午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赴台北，陈诚“副总统”以下的高官、教育学术界人士、胡祖望夫妇及其儿子胡复到机场迎接。10日出席院长就职典礼。6月16日，从台北飞往东京，这次航班在冲绳岛停了半小时，其间胡适劝钮永建（1870-1965）将南菁书院的生活记录下来。当晚，胡适在东京停留一宵，出席了沈觐鼎的晚宴。9月5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10月30日，胡适离开纽约飞抵旧金山，11月3日飞往东京，晚上出席沈觐鼎的非正式晚宴，在座的还有林语堂夫妇。11月5日，抵达台北。这大约是胡适第十二、十三、十四次到日本了。
1959年7月3日，和赵元任一同离开台北，4日胡适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是日晚，搭机飞往檀香山，参加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9月初，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10月8日离开纽约，到西雅图看望萧公权、李方桂；再到旧金山，看望赵元任、李卓皓，10月12日取道东京，14日飞回台北。这也许是胡适第十五、十六次到日本。
1960年7月9日上午11点半，胡适从台北飞往东京，傍晚7点飞往西雅图（越过子午线，时间倒退了一天——亦即，胡适过了两个7月9日），晚上10点抵达，10日出席在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并发表演讲，题为“中国的传统与将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9月2日，胡适在华盛顿出席中基会年会。4日，雷震被台湾当局逮捕。10月18日，胡适离开美国，19日到东京，同日毛子水从台北飞到东京，向胡适报告雷震案的情况。20日，在汤岛圣堂购书，21日参观新宿御苑，22日飞往台北。这可能是胡适第十七、十八次到日本了。不过，1960年10月“雷震案”后在东京的短暂停留，确实是迟暮之年胡适最后一次到访日本了。
即使1936年11月、1946年7月不曾上岸一游，那么胡适一生到访日本也将近二十次，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不可谓不多。不过，每次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次也不过是1927年的停留23天。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日本之行基本上都是赴美或回国途中顺道经过，而不是专程访问或旅游。这当然也会影响胡适对日本的认识。
前文提及，胡适留美期间就意识到日本的重要性。1915年1月底，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由此，胡适认为“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并勉励自己：
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
吾其为东瀛三岛之“Missionary”乎？抑为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于一身欤？吾终往矣！
然而，造化弄人，胡适终究未能成为一名“日本通”。对于胡适，这也许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