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1日，中核集团福清核电6号机组完成反应堆穹顶吊装，这是国内第二台完成穹顶吊装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2018年1月28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顺利吊装入堆。
完成秦山二期设计任务以后，核动力院应中广核集团之邀为其岭澳二期工程准备设计方案（属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核动力院当初参考大亚湾的法国M310堆型，在减少一个回路的要求下重新设计出了60万千瓦核岛系统（后来在CNP1000命名后被回溯命名为CNP600）。这个过程已经让核动力院掌握了压水堆系列化的设计原则。由此，核动力院提出了两套百万千瓦级的设计方案：一套就是后来被命名为CNP1000的方案，它采用3个标准回路的结构。这是一个“激进”方案——虽然仍然参考了法国M310反应堆（堆芯是157盒），但CNP1000的堆芯是重新设计的，采用177盒燃料组件（全世界独一无二），而且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尺寸更大。另一套方案基本上是沿袭M310的设计，只进行一些局部的技术改进——这个“保守”方案就是后来被称为“岭澳翻版”的CPR1000。
核动力院力荐它所主动设计的“激进”方案，因为从技术上看，增加堆芯燃料组件可以提高反应堆的热功率和堆芯设计的热工余量（这些参数全部需要自己试验验证出来）；无论在安全性上还是在运行经济性上，新的设计都有望比法国人的技术更进一步。此外，重新设计堆芯意味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过，由于只有使用法国反应堆的经验，所以中广核倾向于保持大亚湾核电站的技术路线（风险小、培训方便等），决定采用CPR1000的方案（产权归中广核，但向核动力院付钱）。当时核动力院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概念设计和试验准备的CNP1000方案设计也就被暂时搁置了。
1999年，军工体制改革，继承了中核总主要“遗产”的中核集团挂牌成立（工程建设部分另成立中核建），接管了三家设计院【核动力院（一院）、二院、728院】。中核集团成立后，提出把CNP1000作为集团的自主品牌来发展，于是以行政手段重新分配任务，由三家设计院联合设计。这个做法曾经引起中核集团内部对于技术方案的争论，一院和二院联合提出了CNP1000（二院负责土建设计），728院则联合美国西屋公司提出了另外的设计方案。最后，中核集团确定一院和二院的CNP1000为集团的核电自主化方案。1999年年底，中核集团在九华山庄开会，正式对外推出CNP1000。
中核集团力推自主核电技术本来是件好事，但它当时的做法却包含了一个战略意图，即把CNP1000当作统一全国的核电技术路线的手段。一直与核工业主管部门有矛盾的中广核集团对这种“一统天下”的意图极为敏感。为抵制中核集团，它坚决不同意采用改变堆芯设计的CNP1000方案，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CPR1000方案（M310堆芯不变，其他修改18项）。2001年，中广核正式提议建设岭澳二期两台机组，但因中核集团领导提出异议而导致岭澳二期项目搁浅。被激怒的中广核集团反过来更加坚决地反对中核集团的CNP1000。当时，电力系统也想在核电发展方面有一定的发展权并且已经拥有若干核电厂址，在看出中核集团与中广核之间的意见分歧后，也不同意中核集团“一统天下”的思路。为了打破僵局，后来中核集团与中广核达成协议，双方共同支持岭澳二期采用CPR1000方案。此后，中核集团重新力推CNP1000方案，但不再主张统一技术路线，决定自己要建核电站。
CNP1000后来还遭受了又一次原本无须承受的挫折。虽然CNP1000最初是核动力院提出的设计方案，但中核集团为了控制项目主导权，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让原本没有CNP1000开发经验、甚至曾经反对过这一方案的728院成为CNP1000方案的总包院。728院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美国的设计标准，拿到项目后便把原来二院设计的厂房布置推倒重来，这就大大拖延了核安全局审批的工作进程。这种情况给了引进路线以口实，以业内相争不下为理由，索性提出引进第三代核电、实现一步跨越的方针。
历史有点“诡异”的是，恰恰是引进路线促成了自主技术路线的“自赎”。为引进AP1000而成立的国核技收编了728院，反倒使中核集团只能依靠核动力院，当然也意味着更深度地控制它。更重要的是，引进路线自上而下的强行推进和AP1000的步步踉跄，反倒使中核集团和中广核再度产生自主开发的动力和机会。于是，中核集团走出“CNP1000→CP1000→ACP1000”的发展路线，中广核集团走出“CPR1000→CPR1000 →ACPR1000 ” 的发展路线；最后，在国家能源局的要求下，两者“融合”成为“华龙一号”。本文没有涉及后来的研发，两个集团都做了很多新的工作，尤其中广核后来加强了自主的技术研发，一定也有许多自己的技术。
但无论如何，这两条技术路线的系统架构和基本技术都源自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这个事实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集团的两条技术路线“融合”起来时并无技术上的困难。但故事还没完：核动力院设计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基础是秦山二期，而它能够“凭空”（指没有原型堆）设计出来秦山二期的基础是中国从开发核潜艇动力堆以来的能力积累。至此，“华龙一号”的血脉已经清晰可见。
2015年5月，我国“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核电5号机组开工建设。
由于对核潜艇工程的高度保密（其程度甚至超过航天）、理解复杂技术的困难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核动力院的业绩一直鲜为人知，它也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在中国至今仍未摆脱的大工程行政分包体制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处于行政等级上层的“总包”方，而看不见真正负责开发核心技术的组织。例如，秦山二期建成后，负责土木建筑的总包院技术负责人成为院士，而核动力院负责核岛系统设计的总师闵元佑⑨却当不上。
在2006年6月，我们曾访谈闵总，他的手总是在抖——那是因开发秦山二期核反应堆承受巨大压力而落下的病根。今天，核潜艇艇体的设计师被媒体尊崇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但为潜艇开发了核动力系统的人却依旧默默无闻（这是奇怪的，因为核潜艇之所以被称为核潜艇，就是因为潜艇的动力源是核反应堆）。在十几年前各行政主体纷争不断的阶段，核动力院曾经想走一条为所有客户供应核岛系统的市场化道路，结果是中核集团撤换了有独立见解的院长，予以惩戒。
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到一院视察的国防科工委领导对所见所闻潸然泪下。回到北京后，他要求九院派人去一院学习。九院是谁？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带出来的团队——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让这样的单位向一院学习，可见核动力院的事迹有什么样的分量。根据2006年7月20日《环球时报》（第8版）的报道，印度从1991年开发核潜艇以来的15年间，花了100多亿美元，因为实在难以完成核动力装置的建造，不得不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相比之下，中国对核动力院前40年的全部投资还不及购买一个外国核电站的钱，而被饿得骨瘦嶙峋且经常受气的核动力院却为中国核海军贡献了关键技术、装备和中国自主发展核电的技术基础。也是在那个时期，到核动力院视察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也流了泪，他在一院干部大会上说：“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将不忘你们的伟大贡献，你们受委屈了！”
今天重提往事，是因为伴随中国核动力成长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不可遗忘，何况这种精神恰恰符合技术开发的逻辑。事实上，改革不合理体制的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都可以说清楚，只不过本文不是地方。当我们十几年前访问时，核动力院的第三代总师队伍已经成长起来，整个技术团队也越来越变成以四川籍人员为主的状况。屈指一算，该院的第四代总师们今天也应该开始担纲。希望年轻一代继承前辈的精神，希望今天的中核集团领导们善待核动力院，也希望核动力院的领导们善待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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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华龙一号”的技术源头到底在哪里，本文已经解释清楚，虽然这个源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复杂。
2018年2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个探访四川909基地的节目，通过高星斗、吴观和等几位老人的回忆，非常简要地回顾了建造第一个陆上模式堆的历程。节目还提到，模式堆的厂房已经被拆除。数年前，年轻一代工程师们拆除屏蔽墙时，在铅块底下发现了一句字迹模糊的话：“孩子们，辛苦了。”不知道是谁写的。一位出生在夹江的后辈工程师说：“看得哈哈大笑，老一辈可能知道我们要干这个活，提前给我们写下这句话。”
前辈们当然知道这些设施在完成服役后会被拆除，也许他们当时建得太牢固，所以幽默地留给“孩子们”这句话。我们普通人可能以为，只要建起核设施就算有核能力了。其实不然，只有能把退役的核设施安全地拆除并处理掉核废料，即完成核设施的全部生命周期，一个国家才算真正拥有核能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已经退役，而核动力院也已经以自己的整套退役技术，安全、干净地处理完相应的所有核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辈的话其实也是对“孩子们”的嘱托。
标记为144号屏蔽墙铅块格中的“孩子们，辛苦了”
“孩子们”也没有忘记父辈。我们引用一位当年被父母从北京带到909基地的人在回忆童年往事时写下的一段话：
35年后，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初到基地的时光，心中却总有一种莫名的感伤。是的，当我被爸爸牵着手，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的命运在懵懂中已完全被改变了，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辈们，当年一腔热血，来到这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基地，为的是“三线建设”，为的是让*他老人家睡好觉。他们似乎没有想过孩子的未来，而我们也就在他们的忽略中，在这闭塞又单纯的环境下长大了。回想起我们的成长，回想起我们基地的变化，我甚至无法理解他们当时那义无反顾的举动。但我不能不从心底里敬重我的父辈们——那些为我国核动力事业发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知识分子、老工人……
让我们记住本文在讲述中国核动力工业史时提到的那些名字，虽然我们应该记住更多的名字。他们以及领导了他们的开国元帅和将领们，才是传说中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也是中国核电技术的奠基人。
在网络上刊出的上述央视报道的文字版下方，有一个网友是这样留言的：“没什么可骄傲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多少国外先进技术。自力更生，其实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是，是否先进，就一定不是。”
如果他是真心这样想的，那么就有道理可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白白得到过任何一项“国外先进技术”，不仅要付出，有时甚至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不同工业或企业引进技术的效果经常呈现天壤之别（拿至今还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的汽车工业对比一下核电，就可以明白其含义）。引进效果迥异的原因正是本文在证明的逻辑：技术引进的效果取决于中国工业的“吸收能力”，而“吸收能力”的来源是自主开发；没有自主开发或自主开发努力不足的工业或企业，不是被外国企业控制，就是干脆灭亡。因此，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至于以为躺着不动就能从天上掉“馅儿饼”，那是痴心妄想。
这就是中国核动力院的历史所证明的道理。为什么当引进路线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中国的核电发展没有踉跄，反而更好？为什么当美国要制裁中国核动力工业时，中国只是轻蔑地“呸”了一声？原因就是中国有那样一支队伍。用不着怀疑：如果中国的航空母舰将来成为核动力的，那么其核动力系统也只能由继承前辈精神的那支队伍干出来。而且，他们一定干得出来。
还是在上述央视播出的节目中，曾经亲手参与建造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黄士鉴（时年79岁）⑩在回顾历史时，面对记者的镜头淡然地说：“我们干了一件事，当年就是这么默默无闻，现在回过头来又觉得它惊天动地，走过来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