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李俊琛随十八军进藏途经甘孜留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是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舞蹈编导，1978年转业到中国歌剧舞剧院。每当我到外地辅导，时常接受记者采访，他（她）们的第一句话总是问我：你是在哪个学院毕业的？这使我有些尴尬，没法正面回答，怀着羞涩的心态诉说我没有学历的原因。后来，我有了准备，不管谁再问我的学历，我都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解放军大学和西藏人民大学毕业的。
我是幸运的，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1月，北京城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当时，好几个月城内停水停电，物价飞涨。广大老百姓听不到广播，更没有报纸传递消息，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人们发愁我不理解，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我13岁，住在西四北大街74号，照样和小伙伴们玩儿过家家、跳房子等游戏。有一天，我和同伴们钻进黑黑的西四电影院玩儿捉迷藏，出来后看到满大街都是人，道路中间走着扛着枪的军人，四个人一排从西直门往前门方向走，队伍长极了，看不到头也不望不到尾，听大人们说，解放军进城了，晚上还在某学校的操场上演出。
到了晚上，我早早来到学校操场，一会儿蹲在前台看表演，一会儿跑到后台瞧化装，我看见演出的人有好多是女军人，这让我振奋至极，要当解放军的强烈愿望从此开始。终于有一天，听说西北第一*军战斗剧社招收小兵，我哭着喊着要参军！最后，我被考官勉强收下了，编入到少年艺术队，从此我成了一名军人。
经过一年多简单的培训，1951年我正式调到十八军，参加了进军西藏、修筑川藏公路、平息西藏叛乱、民主改革、自卫反击战、勘定边界线、攀登珠穆朗玛峰等多项演出和慰问工作。
在建国初期没有舞蹈学校，没有专业舞蹈编导，特别是在进藏最初的几年，条件极为艰苦，没有专业训练，节目是以宣传、鼓舞士兵的战斗气势为主，如独唱、合唱、快板、山东快书等等，舞蹈都是在少年艺术队时学的一点苏联舞，以及和戴爱莲先生整理的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组合，其余的我们都必须自己动手编。
说起向西藏进军，因为部队面临翻过多座雪山、趟过多条冰河、高寒缺氧等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堪称“第二次长征”。所以，包括刘伯承在内的首长们不同意带文工团一起进藏，而带领十八军进藏的张国华司令员坚持说：我宁肯少带作战部队，也要带上文工团。就这样，文工团和十八军广大官兵一起向西藏出发了。
张国华司令员带领着52师的指战员和前方政治部文工团，从四川徒步直奔拉萨。我被分配在修筑公路的后方部队文工团，从15岁开始参加修路，到1954年年底拉萨通车，我已19岁了。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歌唱二郎山》，其中有一句歌词“二郎山高万丈”，实际上二郎山是最低的山，它只有3千多米，越往西藏修山越高，都在4、5千米甚至6千米的雪线上。历经4年艰苦卓绝的拼搏，我们终于在世界屋脊修通了一条公路，这条路把内地和边疆连起来了，对保卫祖国边防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在雪山之巅修路，当时没有一点现代化的工具，全靠官兵们用钢钎、铁镐、炸药作业，十八军创造了奇迹，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两千多公里的路，有两千多座墓碑，平均每一公里牺牲一位官兵。
△图为当年十八军文工团的几位女兵的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艺工作者和筑路部队一样挥汗如雨、开山劈石，还要抽时间收集、编写先进事迹，歌颂英雄模范，激励官兵斗志，不断创作新节目及时为部队演出。在藏区因语言不通，加上反动派的宣传，最初藏族群众对我们很恐惧。为了与藏族人民沟通，文工团在山坡空地演出，敲锣打鼓招引群众，可是大家都不敢来看。最初只有几个小孩偷偷跑来，孩子们一来，妈妈们也悄悄地跟了来，慢慢地，村里人逐渐都来了。我们唱藏族歌、跳藏族舞，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修路的意义，还到藏族老乡家中帮助背水扫院子……
渐渐地，藏族群众打消了恐惧，他们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在西藏这个特殊地方，可以说藏族群众认识解放军、共产党，首先是从认识文工团开始的，他们知道了“新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藏人民好。后来，藏族群众开始支援我们，为我们运送粮食，参加修路……涌现了一批支前模范，很快藏族群众和解放军成了一家人，他们叫我们“金珠玛米”，这个藏语名称原意是“打开锁链的兵”，“金珠”的汉语意思是“拯救苦难的菩萨”，“玛米”的汉语意思是“兵”，“金珠玛米”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兵”的意思。在解放军解放西藏后，“金珠玛米”就成了解放军的专有称呼，沿用至今。
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起了积极作用，*说过：革命成功靠两杆子，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是打不破的真理。
我一生赶上了好时光，刚一长大就到了人民军队这个大学校，特别是长期在西藏艰苦环境锻练，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培养了我坚强耿直的性格，学会了如何去工作，如何对待自己和战友，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爱，这种爱体现在我的作品里和生活的各个角落。
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反动派，看到农奴们越来越亲近解放军，拥护共产党。人民要挣脱枷锁、改变苦难命运的大势已不可阻挡，所以，达赖发动了叛乱，妄想打败解放军、赶走共产党，永远维护奴隶制社会。我们的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公开告诉叛乱分子：我的部队都守卫在千里边防线上，在拉萨市我只有三支部队，一支是警卫营，一支是文工团，还有一支是总医院。我们人虽然少，但是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谁要发动武装叛乱，他肯定失败！
于是，文工团员们和总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背起了长枪、短枪，不分男女挖战壕垒碉堡。叛乱分子向人民军队开枪了，男同志们都上了前线，女同志负责抬担架、救护伤员，擦洗烈士遗体。经过三天的巷战，达赖就逃跑了。正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我们才能以少胜多。
战后，文工团女同志们立了集体三等功，被全国妇联评为三八红旗集体，解放军报以《战地之花》报道了我们的事迹。接着，我们带着创作任务深入生活，倾听农奴们痛诉血泪史。我看到一张张被剥下的人皮，一条条被剁下的手、脚，被挖去的双眼，被钉死在木板上的少女……我被深深地震憾着，决心要用文艺诉说奴隶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要为受压迫的人呐喊！舞剧《格桑旺姆》的雏型雏型在脑海里诞生了，我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激动得寝食难安。
当大家都向团里汇报个人的创作内容和计划时，我的舞剧被领导和全体成员首肯。这是我们团第一次排舞剧，我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由罗念一作曲，全团一盘棋大家齐努力，在艰苦的条件下，舞剧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质量，但在排练时，很多藏族群众围在四周观看，当时没有化装、没穿演出服，只是把分散排练的舞段连了起来，围观的人群就哭成了一团，他们看懂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经历，悲惨的命运，血腥的生活，让他们不堪回首。
最终，舞剧取得了成功。可24岁的我从此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痛苦万分，我暗下决心再不搞创作了，舞蹈编导这个职业太苦太难了，正如前苏联舞蹈大师古雪夫说的：没有任何职业比舞蹈编导更令人烦恼的了。当演员多好呀，每天跳出一身大汗，既吃得香又睡得着，编导真的好辛苦。
1964年，全军要举行第三届文艺汇演，团里专业编导实力太弱，所以再次发动群众搞创作，作为军人，我接受了任务——搞一个歌颂军民关系的舞蹈。这时，我已在西藏工作生活了10多年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直爽善良的本质早已深印在心。他们有一颗热爱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的真情，他们的性格热情真诚、开朗活泼、能歌善舞，歌舞伴随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他们劳动的特色与其它民族是不同的。
△图为《洗衣歌》剧照。（图片来源：《西藏日报》）
我从生活中点滴小事慢慢梳理，在回忆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拥军爱民的小故事就编出来了，主题思想就是“军爱民，民拥军”。我用文字把提纲记录下来，交给作曲家罗念一谱曲。
提纲是这样写的：一群藏族姑娘到河边背水，这段以弦子舞为元素，抒情慢板舞蹈，巧遇炊事班长到河畔为战友洗衣服，姑娘们施巧技，骗走了班长后，帮班长把衣服洗完了，她们边洗边唱出心中的歌，大概内容是：“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得解放，是谁帮咱修公路，是谁帮咱架桥梁，是谁帮咱收青棵，是谁帮咱盖新房，我们生活变了样，我们幸福乐无疆，感谢亲人解放军，感谢救星共产党。”这是我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作曲家罗念一一看就说：很好！就用这个提纲做为歌词。我说：不行，歌词要专家重写，罗念一坚持说：就用这个作歌词。罗念一开始作曲，我同时进排练场喊着“一二三”教舞步，艺术形式当然是有歌有舞，从锅庄、弦子、踢踏舞步伐中获取养份，用藏族人特殊的洗衣方式，用脚踩衣服的特色，继承民族传统，有说有唱有舞有戏有喊有叫，总之为了表达内容，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真没想到获得了成功。这个取名为《洗衣歌》的舞蹈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时获得了编导、作曲、演员、舞美等7个大奖。从此，我再也脱离不了舞蹈编导这个“苦职业”了。
(中国西藏网 文/李俊琛 作者是著名编导、原十八军文工团女兵，代表作《洗衣歌》以歌、舞、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以清新活跃的格调、欢畅明快的节奏、风趣活泼的场面、隽永深刻的思想，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受到党政领导尤其是*总理的高度赞赏。几十年来，《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朝鲜、越南等十余个国家也将《洗衣歌》搬上舞台。《洗衣歌》跨越四海，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被载入20世纪经典舞蹈和音乐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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