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九岁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想当演员了。那时候我们的村子穷，放不起电影，每隔几个月总有机会跟着大孩子跑到十几里外的村子看露天电影。有一天有人告诉我，电影是人演的，就是说那块发生着让我惊心动魄的故事的银幕上的人都是真的人。天哪，真人的脸在那块白布上竟然可以放得那么大，可我除了拍过满月照直到那时都还没有照过一张照片。于是我开始做梦当演员，而且我还付诸行动了。在我们村也放了一场电影《小花》的第二天，已经上初中的姐姐告诉我演小花的女演员叫刘晓庆，我就花一天的时间在算术本背面给刘晓庆写了一封信，姐姐长姐姐短地写满了八页纸，装起来，信封上写了“电影演员刘晓庆收”，然后交给了本村做邮递员的二狗子，二狗子还要了我八分钱的邮票钱——我当年压岁钱的百分之八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天天一早一晚跑到二狗子家，望穿秋水地盼着他会把刘晓庆的回信带给我。一天夜里梦见刘晓庆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了。那天一大早我就跑到二狗子家里去等着，我以为梦想就会成真了。直到日头落西，二狗子还没回来。我去二狗子家茅厕尿尿，在茅坑里一堆擦屁股的纸当中看见了我写给刘晓庆的那封信。
我情窦初开是在看了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之后，从已经在煤矿工作的姐姐带回家的《大众电影》画报上知道女主演叫沈丹萍，于是我写给沈丹萍的就不再是想当演员的求助信，而是一封求爱信，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在那个年龄就有了不知哪来的爱情平等观。这次仍然没有收到沈丹萍的回信，心里真的很失落，以为人家收到了我的信，只是不想理我，因为这次我明明在信封上连地址都写了：“峨眉电影制片厂”（从每次放的电影开头的厂标，我知道了电影是有生产厂家的，不过不知道《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峨眉电影厂生产的，沈丹萍却并不是峨眉厂的人）。
给两位女演员的信石沉大海之后，我就把全部的对于电影的热情投入到了订阅《大众电影》杂志上。我才知道女演员不只她们俩，还有王馥荔、丛珊、姜黎黎、张金玲，尤其是，还有张瑜。我把《大众电影》封面上张瑜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床头，心想这次一定不会再移情别恋了。可是有一天放学后，发现我床头的“张瑜”不见了，急得我失魂落魄地到处问人，最后才知道是隔壁的堂兄揭下来贴到他家去了，他刚生了个女儿，取名就叫张瑜。我只好忍气吞声。从此一听到“自私”两个字，就想到我堂兄这个人。
直到去枣庄做了煤矿工人，我才知道要当电影演员并不一定非得像《喜盈门》女主演温玉娟那样被来村里选外景的导演意外发现，还有一条科班的路，才知道全国有三大演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于是我八年的矿工生涯中有七年的考学经历。第二年报考电影学院的电影文学系，以89的高分通过了专业考试，但没有通过当年的高考。贾樟柯专业比我高三分，但文化课更差，可他以自费生身份进了电影学院，我又回到煤矿挖煤。有一年贾樟柯来武汉宣传他的《世界》，我去见他，他说当年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的开学典礼上，系主任（也是主考官）王迪老师在同学们中间看了一圈，问道：“那个叫张保民的同学怎么没来？人家可是个矿工啊。”贾科长说，王老师的口气，有浓浓的励志意味。
与电影失之交臂的第二年，我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不过在整整四年的上戏读书期，都还是人在戏剧心在电影。书桌上一摞摞的都是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爱森斯坦的《并非冷漠的大自然》、巴赞的《电影语言》、阿里洪的《电影语言的语法》等这些电影学院的必读书。
当我懂得了戏剧与电影的真正关系之后，我就把整颗心放在戏剧上了。电影和舞台剧都是戏剧，舞台剧当众演给观众看，电影实质上就是罐装的戏剧。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面对的都是人的生活出了问题那一刻，我们该如何应对，也就是说，都是跟我们的身家性命密切相关的艺术。
上戏读书第二学期，我和来自武汉的刘平同学创建了一个“平民剧社”，我社生产的剧目，大多都是我的剧本（多是本学期的作业），刘平做导演，在学院的黑匣子剧场演出。陆毅和鲍蕾在我的《不关风月》里谈起了恋爱，最终修成了正果。本来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专业的喻恩泰，演了我自编自导的《凤城消失》的男主角，从此转行做演员了。陈思成常常半夜光着膀子跑到我寝室给我看他写的小品。还有一个憨态可掬的东北小伙，见面总叫我哥，看得出他也想演我一个戏的意思，彼此都有意了，可惜这一愿望没有实现我就毕业了，直到那时我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才留意到他名叫佟大为。
从上戏毕业来到武汉的那一年，是真正打开我的世界电影观赏之旅的开始，以前在课堂上听的都是理论，虽然那些欧洲大师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可他们并没有走进我的心里。刚到武汉那两年，我住在市文化局机关大院，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一到周末特别地冷清。有一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省图书馆每个周末都放映世界电影名片，我跑过去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后来对我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1954年获奥斯卡银奖的《大路》——一个粗野的江湖艺人虐待了一个跟他走江湖卖艺的弱智农家女之后的救赎之路。如果没有看过《大路》，我可能写不出后来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教学剧目的话剧《菩萨岭》。从西方大师那里学到的艺术手段，最终还是要用来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有人说，你喜欢什么，自己就不要去干那一行。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之所以直到如今还喜欢进电影院，经常想请人看电影，每当激动人心的电影音乐一响起就充满期待地盯着大银幕，一听说大众电影百花奖今年将在武汉举行就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就是因为我自己没能去干那一行吧。（张保民）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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