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中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身体和精神的变动都特别急剧的一段时光。站在十八岁，回望十年前，可能感觉是两个人的生命。
“给巴金写信”，就发生在这段时期，好比一个人刚刚醒来，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无法立刻定位周遭事物，既迷茫无措，又兴奋不已。年轻人给自己佩服的智者写信，应该看作一次自救的努力，试图借助别人的慧眼照亮自己的前程，前提是发生了人的自觉。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二期
杨苡
《给巴金写信》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天津，2023年1月27日逝世。著有《青青者忆》《雪泥集》等，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等。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给巴金写信》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作者：杨苡/口述 余斌/撰写，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3年1月。（该书于去年出版后，新京报书评周刊曾策划专题《希望与等待：杨苡的一个世纪》。）
“苦闷”的意义
杨苡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族，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杨士骧、杨士琦是她的叔祖。杨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中表现出灵活的适应能力。杨父做过中国银行行长，虽然英年早逝，仍为家人留下大量可以过活的产业，即使后来突发变故，也没有一下沦落到底，仍可维持相当的体面。到了杨苡和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这一代，集体转入学界，以中国古来的“流品”观念看，仍属“士”的阶级。杨氏三兄妹的母亲是姨太太，在家中地位不高，日子过得不错，心情不算太好，自卑情结很重，往往投射到女儿身上。家中重男轻女，杨苡是老幺而最不受待见，母亲对她挑剔多，表扬少。
杨苡（右二）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左一）、姐姐杨敏如（右一）的合照。图片来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给巴金写信》前边一节叫《苦闷》。这两个字很准确，应该是杨苡口述时使用过的字眼。“苦闷”，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环境的，不能等同于“苦难”。杨苡成长的环境大体是包容的、优渥的（中西女校是教会学校，学生都来自非富即贵的上流社会），但她目睹家族内不少人，包括堂姐堂兄的许多悲剧，使她对巴金的《家》产生了深刻共鸣。她自己也有被压抑的诉求，很多爱好、交往遭到母亲的否定，不能坦然地做自己，可是杨苡对母亲“从来不敢反抗，甚至没想过要反抗”，这是她苦闷的一种来源。
不过苦闷不能单单理解为家庭的悲剧，它另有一个大的原因是时代的氛围。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会从“苦闷”这两个字联想到王汎森先生的一篇名文《“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而杨苡这段回忆正好可以作为此文的一个论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作者: 王汎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20世纪前半段中国历史的主题是救国，一切无不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主义’的崛起”，奥秘亦不出此。30年代华北的大中学生，面对日本势力的咄咄逼近，感受尤为迫切。但究竟怎样才能救国？左、右、中各派皆有方案，尤其是对立的国、共双方，都想吸引年轻人的赞同和加入。杨苡在高中时一次夏令营中就遇到许多政治活跃分子，最关注她这样的政治小白，主动接近，循循诱导。“谁也没明说，但我们模模糊糊的，心里大概都有数。”然而这些混杂的信息对于一个从未远离家长和老师羽翼的中学生，犹如五里迷雾。当然，在朦胧中，杨苡还是有自己的心得：“我大概是这么划分的，比较开放的，劝多和人交往的，是‘左’倾的；比较保守，总是说要小心谨慎的，一般是向着国民党那边的。”对于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重大路线分歧，彼时的杨苡不知所以，她的判断依据是行为方式和言论态度的不同，此所谓“模模糊糊”也。前路不清，而救国热度不减，当然愈加苦闷。
国家危亡和家庭烦恼，大小不同而彼此交杂，相互强化，前者是主导。时代变局放大了家庭悲剧的意义——放在另一时代，同样的遭遇未必会如此不堪忍受。然而，身处巨变时代，国家兴亡成了情绪汇集的出口，也是一个隐喻机制，将每个人日常遇到的各种零碎烦恼集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整体的意义和价值提升。此时，即使是家庭生活中相对令人舒服的那一面，也成为不安的刺激源：有吃有喝，有零花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唱片，是快乐的；“但是这一类的快乐消除不了我的苦闷，反而有时苦闷得更厉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得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大”时代，“小”生活，两相对立，无法调和——于是，“就是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给巴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