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玺璋花了4年时间写作的《张恨水传》，许多人知道张恨水是因为他的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其实这位民国最畅销的作家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他的主业是办报纸、做记者，他主持多份报纸的《明珠》、《夜光》、《花果山》等副刊广受读者喜爱。张恨水的小说也是他的副刊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当年，许多北京市民到《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印刷厂门口排队等报纸，就是为了看他的连载小说。
巧的是，谢玺璋也是记者出身，也是个报人。从经济、国际新闻到娱乐、文化新闻，他都跑过。他在《北京晚报》任职时负责的“五色土”副刊到现在还为人称道，许多人还记得，解玺璋就是当年一手打造“五色土”的主要人物。谢玺璋在传记中也详细写了张恨水主持报纸副刊的经历，还总结了他做副刊的写一些特点。“他是喜欢副刊的，他的气质和知识储备也适合做副刊编辑”。
促使谢玺璋写张恨水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地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而作为报人的张恨水，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他做了什么。在学校，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里鲜有张恨水的作品，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是不讲张恨水的，许多文学史的教材“决口不提张恨水的名字，好像这个作家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样”。但实际上张恨水是民国时期产量最高的作家，他一生中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超过了一百部，多达两千万字以上，诗词、散文、杂文、时评也有一千多万字，他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同时，他的报人生涯也长达三十年。正是这种反差，促使谢玺璋在《北京晚报》时翻到了资料室的《新民报》老报纸后开始对张恨水感兴趣并决定为他写一部传记。
张恨水从24岁来到北京起，几乎他一生的重要时段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北京创作的，作品中的故事也都发生在北京。张恨水在北京生活了36年， 今天主要说说张恨水在北京的故事。
1960年张恨水在家中写作
北平租房：七进院子只要40元
青年张恨水的生活压力是巨大的：父亲在他17岁时去世，并没有留下积蓄，只在安徽老家有几亩薄田。作为长子，他要养活母亲、弟弟妹妹们、三位夫人、子女等一大家子14口人。随着他在文坛与报业的声名鹊起，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一家人也一次次搬家，越住越宽敞。彼时北京租房的人并不多，属于买方市场，所以房租价格并不贵。张恨水的两本小说卖给出版社得到8000元，而一个七进的院子月租只要40元。
解玺璋考证了张恨水在北京的每一处居所。1919年秋，张恨水辞去《皖江报》编辑的职务，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在京的生活。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屋，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张恨水来北京的目的是听说了蔡元培、胡适等人，想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他着实穷困，路费都是去当铺当了冬天的皮衣才凑足的，读书可以暂缓，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初来乍到，张恨水就接了一个《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的工作，每天发四条新闻稿子，月薪十元，暂时先住在会馆。解玺璋在书中写到：“就‘北漂’而言，张恨水算是幸运的，初来北京，不仅有住处，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薪酬虽然不多，却也足够应付会馆的饭钱和房钱”。后来他的薪水涨到三十元，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芜湖的《工商日报》等外地报纸纷纷来找他写北京通讯，一篇通讯十元钱，光靠写通讯他每月便可收入一两百元。
初来北京，张恨水不是住会馆就是报社，四处漂泊，始终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四年时间让他逐渐在北京站稳脚跟，有了稳定的收入和积蓄，便把母亲等一家人都接到北京，还与胡秋霞结婚。1924年，他租下宣武门外铁门胡同的一处住宅安了家。解玺璋写到：铁门胡同地处宣武门外，北京外二区之西南，北起西草场街，南至骡马市大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距离前些年他住过的歙县会馆、潜山会馆，都并不太远。铁门胡同的小四合院租金不过十三、四元，已经算高价了。成舍我办《世界晚报》时邀张恨水主持副刊《夜光》，报社就在宣武门内手帕胡同三十五号，张恨水从家到报馆上班，步行只要十分钟。
不久，张恨水觉得一大家人住在小四合院有些局促，便在未英胡同找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四合院，他自己有三间房，卧室、会客室与书房，院子不小，但月租只有三十元。解玺璋写到，未英胡同在西长安街南侧，“这条南北向的胡同，南抵宣武门东大街，明代为府卫军驻扎地，由此得名卫营胡同，清代或称纬缨胡同，俗讹为未英胡同，也有叫喂鹰胡同的”。巧的是，张恨水的邻居还真的有人养鹰喂鹰。不过解玺璋查清代王府地址简表和列入文保单位的四合院等，都没有发现未英胡同和这个四合院。
之后仰仗《啼笑因缘》带来的名气，张恨水接到的小说稿约应接不暇，成了出版商争抢的香饽饽，连旧作品也被翻出来在各个报纸上连载，“他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以版权千字四元的价格卖给了世界书局，并以千字八元的价格与世界书局签了四部长篇新作”。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写自己虽然没奢望买一座王府，但租到一座庭院曲折的房子，自己就有两间书房，前后左右大小七个院子，月租金只有四十元。
这座房子就是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书中写道，这条胡同也是南北走向，南临西长安街，北接力学胡同，由于他的东侧五十年代建起一座电报大楼，遂更名为钟声胡同。张恨水也曾特别说明，此“大栅栏”三个字读“大扎啦”，别于前门外的“大珊滥”。
尽管收入渐丰，张恨水在北京买房子只有一处，且买房子时已是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北京以后，买了砖塔胡同西口的院子。他生病以后，又把这个院子卖了，买了东口的小院子。
当时出版的《春明外史》
市民排队买报只为看副刊
张伍的《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带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去见父亲，妻子看到“未来的公公”，就聊起了《啼笑因缘》，张恨水却对她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
从当下看，《春明外史》在张恨水的小说中知名度不算最高，却是他内心偏爱的一部，也是为他赢得了北京各个阶层读者普遍认可的一部小说。解玺璋考证，此书之后他的稿约纷至沓来，许多读者一拿到晚报，一定要先看这篇小说。报馆门口的读者无论风雨寒暑，天天都来排队，竟造成了北京南城的一道风景，许多读者都是为了看《春明外史》才订报纸的。
这部小说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它的主角杨杏园是一位客居京华的记者，身份与张恨水相同，写了1921年到1929年间北京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春明外史》所述，既以北洋时期为主，故用‘春明’一词作为借代，因‘春明’曾是唐代都城长安东面三座城门中的一门，后世便以此作为所有都城的别称。”解玺璋写到，彼时北洋政府经历了直系统治和奉系统治两个时期，细分还有曹锟、吴佩孚、黎元洪、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派系轮流执政，《春明外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乱世之中。
读者对号入座，认为杨杏园就是张恨水本人，而故事中登场的许多角色也都能找到原型，小说成了“野史”，甚至有人用它来推测政局内幕。书中透露，据说当时的读者常常一边读小说，一边猜测某某人是否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书中的某事件究竟影射生活中的哪件事，于是成为了街谈巷议的热点。《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曾写：“《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们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小说中的魏极峰与曹锟，鲁大昌与张宗昌，曹祖武与杨度，金士章与章士钊，时文彦与徐志摩，何达与胡适……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原班人马。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部隐喻对照的小说，他写了当时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是早期的“都市小说”。解玺璋统计，仅以人物说，书中提到姓名的就有五百多个，涉及北京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上至总统、总理、总长、总督、大帅，下至戏子、商贩、跑堂、学生、僧侣，还有落魄文人、投机商人、满清遗老，以及有钱人家的姨太太、少奶奶，拉车的、要饭的，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事从高级饭店到酒馆饭铺，从豪门到大杂院，从公园到舞场，“几乎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无怪乎作者判断，那个年代表现都市生活的小说，从深度到广度上能超越《春明外史》的实在罕见。
更出名的《金粉世家》写的金铨总理一家有人猜测实际上是袁世凯家，有人猜是唐绍仪家，也有人猜是钱能训家。张恨水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居住多年，因为记者和报人的身份，上上下下结识了不少人，打听到许多社会情况，有机会出入达官贵人的社交派对，与当时的军界、商界、学界、演艺界等都有密切的往来，所以他笔下的北京人物栩栩如生，对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与思想活动描写地细致入微。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