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热映了几部谍战剧《潜伏》、《暗算》、《借枪》、《黎明之前》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红色经典。 一位学界朋友曾说：现在的电影已经完全堕落，沦为商业资本和意识形态的合谋，真正具有高度的反倒是一些在精英文化视野之外的电视剧。
《黎明之前》中有一段故事，军情第八局局长谭忠恕查到了共产党水手组织的成员董乾坤，他们知道要想对这样的共产党员采取严刑拷打获得水手组织情报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找到这个董乾坤真正的弱点，才能达到目的。“董乾坤”这个名字只是这个地下党员的掩护身份，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人的真正的身份，从而追踪到他的家庭，就有可能控制他。因此行动处长李博涵的主要工作就是追踪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确定了董乾坤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根据他身上的伤口和留下的纪念品（自己用弹药箱铁皮制作的小盒子），确定这个人是国民党德械师成员，然后从上千份档案中，通过照片比对，识别出了董乾坤的真实身份，并找到了他的母亲和儿子，以此为要挟从董乾坤那里获得了重要突破，抓获了水手组织的军师边日南。
在查阅档案时，某位年轻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情第八局局长谭忠恕和总务处处长刘新杰（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的档案都在57师阵亡人员名单中。谭忠恕解释说，当年常德会战，57师八千人打得只剩下200余人跟随师长余程万突围，而他们两人是在死人堆里被收尸队捡回来的。可想而知，当年的常德会战打得异常艰苦，这是国民党正面抗战中几次重要的战役。
1943年11月—12月，日军五个师团约10万人在横山勇的指挥下，攻击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结合部常德，试图打通到云南的通道。国军由孙连仲指挥，约12个军，20万人在常德一线进行了战略防守，其中驻守常德的是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率领8千余人与敌鏖战，战至最后，只剩下三百余人。余向第33集团军冯治安总司令、第74军军长王耀武、第6防卫战区上将司令孙连仲发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第七四军万岁，蒋 委 员 长 万岁，中 华 民 国万岁！”的最后一电文，准备自裁，被下属救出撤退。常德沦陷，随后国军展开反击直到12月20日日军撤退。战役结束后，余程万被判入狱三个月，后来起用为74军中将副军长。
1945年春，余找到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请他以常德会战为背景，创作了《虎贲将军》的历史小说。余在内战云南起义前夕，被云南省主席、云南王龙云扣押要求通电起义。余在军中至交李弥率军进攻昆明省府，以停止进攻为条件迫使龙云释放了余程万。这一段时期，余程万的身份是反共将领，此事也在时任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军统内幕》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从昆明逃离大陆，余程万与其妻（其妻是读了《虎贲将军》小说主动追求余程万嫁给他的）避居香港，经营小本生意。1955年8月27晚，余妻遭香港黑社会绑架，余程万单枪营救，在警察、黑社会的几方对峙中，余不幸饮弹而亡，英雄救美终未能。余程万是1902年生人，1955年去世，时年五十有三，过早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不管他的身份是抗战名将、反共将领抑或是一家之主，他都恪守自己的原则。
水手组织成员董乾坤历经酷刑，忠贞不屈，但最终他选择了招供。我们似乎没有更多的道德谴责：这是一个叛徒。当谭忠恕把董乾坤的老母和儿子领到第八局办公室照了一张相，把照片递给董乾坤的时候。董乾坤再也无法抗拒了，这是他最后的防线。招供并不能换回他自己的生命，但可以保全母亲和儿子，这一点他很清楚。当谭忠恕走出审讯室的那一刻，听到了董乾坤撕心裂肺地喊叫。这一刻的妥协或者背叛是另一种忠诚。不知道有多少人面临这种“忠孝难两全”的困境。即使军情第八局局长谭忠恕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少将局长，如果遇到自己老母、幼儿受到生命的威胁，他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妥协。一个人有很多身份，但哪一个身份是他最后不能放弃的呢？李泽厚论仁，一个核心要素是血缘根基。这种因血缘而确定的亲族身份，也许是最难放弃的吧。
现实中的余程万和电视剧中的董乾坤都做出了选择，比他们生命更珍贵的除了国家、信仰、自由之外还有他们的亲人。他们选择了家人身份，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也是一个古老伦理问题的开始。希腊时期的安提戈涅埋葬兄长违反了城邦的禁令遭到处死，在遵守城邦法律和信守神圣法则之间，安提戈涅选择了后者，不惜以死维护神律。但这个选择只牵涉到安提戈涅自己。而董乾坤的选择牵涉到了一家老小。想象中，董乾坤这个在家族传统下生活的中国人需要做出的抉择比安提戈涅要更艰难。剧中，董乾坤放弃了阶级政治中的身份，回归了家庭伦理的身份。是耶非耶，以待后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