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沉
编辑 | 孤鸽
「这是我练习生生涯里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后悔的情绪突然击中杨泰瑞。
那是2018年2月，杨泰瑞在哈尔滨老家过春节，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廊坊大厂影视小镇，60位练习生正在为《偶像练习生》的位置测评任务努力排练。已经被淘汰的杨泰瑞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身处和家人过年的欢乐气氛中，而网络上，这档掀起中国「偶像元年」的选秀节目，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一股「莫名其妙的」后悔劲儿涌上来，「我为什么不努努力，也留在大厂，跟他们一起拼呢？」
杨泰瑞将自己的淘汰归结为「贪玩」「没有100%地努力训练」，尤其是初舞台亮相时，他没有展现出全部实力。为了弥补遗憾，在家待了一周，他就赶回北京，重新投入了训练。第二年，他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创造营2019》。
然而，逆袭故事并没有发生。又一次，他在第一轮就遭淘汰，被外界贴上了「最惨回锅肉」的标签。
惊讶和不甘的情绪冲撞着他，他在青岛的酒店里闷头呆了一周，直到回到北京，依然难以释怀。后来，他说服自己：被淘汰说明心态和业务各方面准备还不够，要继续努力，提高实力。
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选秀热度迅速退潮，平台和经纪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成为巨大的黑箱。「红」到底是靠实力、努力还是运气，也成了争论不休的「玄学」话题。在个体之上，盘结着市场、资本、观众等难以掌控的变量。
潮水涨落，参加过《偶像练习生》的那群男孩们，在行业的巨大起伏里冲撞、浮沉。有的人，以黯然或果决的姿态离开，而更多的人，和杨泰瑞一样，还在等待。
在这些故事里，离开和留下同样困难。
图/微博
失望
杨泰瑞很少哭，尤其是面对镜头时。在《创造营2019》被淘汰的现场，他憋住眼泪，直到录制结束，才躲进厕所哭了一场。「因为我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我想，眼泪一定要留给成功那天，而不是现在。」
对成功的渴望，一开始是急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出道。
2015年，杨泰瑞高中毕业，去北京参加选秀节目，海选之后，就去了一家公司当练习生。那时，他对未来充满幻想，脑子里都是出道后的「风光」。然而，练习才一个月，他就对日复一日的训练生活感到厌倦，「天天都这么练，什么时候能出道。」
父母的观念很传统，催促他回家上大学，「想做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先有一个大学毕业证。」
失望的情绪和父母的压力让他放弃了这段练习生生活，回归校园，去沈阳师范大学念书了。但他始终放不下对男团的热爱，他又开始北京、沈阳两地跑，在训练和学习中反复切换。
到2017年底签约AIF娱乐公司前，他已经历经了几家公司，而每一次，都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直在说出道。上一家公司要出道，再上一家公司也要让我出道，但一直没在道上。」
杨泰瑞参加《偶像练习生》的第一次公演舞台
很多踏上这条路的练习生，和杨泰瑞一样，都有过出道失败的经历。朱匀一也是如此，2016年初，他和双胞胎哥哥朱匀天第一次当练习生，但才三个月，他们就离开了那家公司。
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短暂而糟糕的经历。公司是第一次发展男团业务，管理混乱，「老板很有钱，但他只投钱不管，底下的人就一顿捞钱。」经纪人私吞经费，串通舞蹈老师做假帐侵吞课时费，在伙食等日常开销上也做了手脚。
经纪人买名牌包，配有助理，而练习生们，一开始，「伙食巨好，营养均衡，又加餐」，后来，伙食越来越差，变成了最便宜的盒饭，甚至只有「一份青菜，一份番茄炒蛋」。
最后，所有的练习生都离开了那家公司，朱匀一和朱匀天也一起走了。那家公司也没有再经营男团业务。
这段失败的经历让他对做男团偶像产生了怀疑，因此，当《新锐》杂志邀请他们去当练习生时，一开始，他们是拒绝的。
当时的负责人从北京坐高铁到杭州劝说他们，他们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答应和对方见面。和对方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们还是拒绝了邀请。
「没有别的理由，那个时候不想做男团，觉得没什么前途。」朱匀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