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师毅与许幸之有关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结尾歌词的回忆,并不相互扞格。很可能是孙师毅修改在前,而许幸之建议在后,聂耳善于听取意见、精益求精,使歌曲日臻完善。事实上,聂耳理应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修改的主力。这一点早为田汉所指出,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定稿歌词与原创的字句有差异。
这也符合作曲者对歌词处理的一般通则,向延生的相关研究揭示聂耳对《码头工人》《打砖歌》《打桩歌》的原诗曾作较大调整(后二者近乎是重新创作),还有聂耳与孙师毅合作谱写《新女性》主题歌,聂耳说服对方将原作长诗拆分成6首组歌。凡此种种,都佐证聂耳对原创歌词的修改能力与艺术胆魄。聂耳从小热爱文艺,至迟到1933年就确立了“音乐、戏剧、电影,便是我一生的事业”的个人发展目标,在此前后撰写与发表的文字表明他良好的文学天赋,这就为其修改歌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孙师毅、许幸之都曾参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有必要逐一考察甄别。从孙师毅既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包括他主编的“现代中国史丛书”)来看,没有找到他宣扬“中华民族”的书证,因此他施加这方面影响的可能性不大。许幸之除了美术创作,也是文学爱好者,作有诗歌、小说等,但是他既有的作品也不见“中华民族”的字样。相反,我们在他执导摄制完成《风云儿女》的翌年创作的诗歌《万里长城》中找到反例。
该诗以万里长城为歌咏对象,当是对《义勇军进行曲》“筑成新的长城”诗意的进一步发挥,然而,该诗4次运用“中国民族”:“你,万里长城!你这中国民族底巨大的毒蛇啊”“你把中国民族底自由,加上一条又长又重的锁链”“当中国民族斗争的洪流,把你吞没了之后”,还有结束句“摧毁你!摧毁你!摧毁你这贻害中国民族的毒蛇”。可见《风云儿女》主题歌并没有影响他采用“中华民族”。事实上,许幸之在此前创作的《扬子江》一诗,就3次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称扬子江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乳娘”,可谓渊源有自、积习甚深。
一旦孙师毅、许幸之二人被排除在外,《义勇军进行曲》的关键修改出自聂耳之手的事实不言自明。更具说服力的是,聂耳此前参与《回春之曲》的谱曲工作,就已将“中国民族”改成了“中华民族”。该剧是田汉1934年底创作的话剧,演绎南洋爱国华侨归国抗战,受伤失忆,在恋人的照顾下最终康复。翌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上海舞台协会首演此剧,聂耳为该剧的4首歌曲作曲。
现今存录的该剧本中《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歌词分别采用“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回春之曲》1935年5月收入上海普通书店出版的同名剧本集。不过,该集洪深“序”文末写明是“(民国)廿四年五月二十日”,而田汉“自序”文末标明“端阳后一日”,“端阳”即端午节,应是1935年6月5日,“后一日”即同年6月6日。当时田汉尚在南京狱中,出版时间理应稍后,那时《风云儿女》已公映,但田汉是在7月出狱后看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因此可以排除田汉受《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影响改动《回春之曲》歌词的可能。普通书店版本的《回春之曲》收录的同名话剧,应当保留了当年原创原貌。该剧第一首歌曲《告别南洋》最后一节歌词如下: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关系着中国民族的危急存亡,
别了吧,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更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18
而第二首歌曲《春回来了》后半段如下:
乾隆皇帝何曾哀民瘼,
一任帝国主义苛例苛,
华工自动奋起挥长戈,
可怜老幼男女鲜血流成河,
二百年日月等闲过,
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
再不怒吼将如何?
历史文本清楚地显示同一作者在同剧中创作两首歌词,分别采用了两个看似大同小异,在民国时期也曾一度混用的名词:“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但置于歌词语境,似大体能够领会词作者不同的所指,前者(中国民族)专指中华民国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而后者(中华民族)则包含了海外侨胞、海外同胞。
聂耳逝世后,《明星》第2卷第3期(1935年8月16日)刊发聂耳遗作《告别南洋》,作者标明是“故 聂耳作曲/陈瑜作歌”,最后三句显然经过调整,如下所示:
这是中国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20
文本显示聂耳虽然修改了原歌词,但是仍保留了“中国民族”一词。然而,1935年春任光安排上海“百代”将聂耳为话剧《回春之曲》等所作插曲灌制成唱片,所唱歌词又有不同。据《任光年谱》,当时灌录的作品有《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等,偏偏没有《告别南洋》。好在现存百代唱片有这首歌的原唱,编号为34928b,现在还能听到金焰原唱的《告别南洋》,唱的是“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这应当就是《聂耳全集》依据所在。
此一修改或许是在田汉被捕之后完成。无论如何,聂耳为《回春之曲》的谱曲工作有力地证明:他已接受采用“中华民族”一词。《春回来了》还将原歌词的“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再不怒吼将如何”调整为“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将“中华民族”重复两遍。特别是《告别南洋》之歌将“中国民族”改成“中华民族”,深化了聂耳这一用语习惯。
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原本没必要生分。由于日本侵华激发的空前的民族危机,无论是在祖国疆域之内还是海外世界,不管是何种阶层,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迫近。为此,能够包含“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取代前者势所必然。对这一关键修改,田汉无疑是认同的,他在1935年11月与马彦祥合作的话剧《械斗》,12月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结束是台上群众合唱一歌:“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该句不仅是歌曲的起始,而且在结束部分又重复两遍。27剧本虽有合作者,但此歌却是田汉一人独创。这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流传开来后,田汉转受影响在创作用词方面的体现。
同年《生活教育》刊发田汉的《械斗之歌》,分有三大节,可知舞台所唱仅是最后一节。同栏目还接着刊载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原题为《告别南洋》)、《春回来了》等《回春之曲》话剧插曲歌词。其中《回春之曲》(《告别南洋》)将“中国民族”改成了“中华民族”:“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春回来了》结束仍作:“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再不怒吼将如何?”这既可能是作者田汉的改定,也可能是编辑的修改,都可视为社会舆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义勇军进行曲》的积极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三、聂耳采用“中华民族”溯源
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为的觉醒关键期,“中华民族”一词的逐渐通行获益于各方面的合力作用。对于聂耳而言,除了前述参与话剧《回春之曲》的音乐创作历练,促其采用“中华民族”的还有他在上海所处的进步电影文化圈。
身在上海、喜欢电影,自称“吃电影饭”的聂耳,深受中国电影转向发展的影响。从1930年7月由云南抵沪到1931年4月加入明月歌舞剧社,聂耳从云丰申庄店员迅速跃升为上海演艺界人员,进而成为沪上戏剧、电影、音乐界三栖的复合型文艺人才。而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经历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电影界风气为之一变,宣传抗战、追求进步的影片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掀起左翼电影运动的狂飙。正因为亲身参与左翼电影运动,聂耳获得了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的机会。具体到改用“中华民族”一词,聂耳还应当受到新兴电影运动左转之际的电影文化的影响。
聂耳日记不乏这方面的观影记录,比如《火山情血》《野玫瑰》《天明》,等等。1932年7月8日记曰:“看‘光陆’《十九路军一兵士》试片……回家写影片评。”“光陆”指的是上海的光陆大戏院,《十九路军一兵士》是强声有声彩色制片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摄制的新片。聂耳观影后写的评论,发表于7月10日上海《时报》副刊“电影时报”,题目即为《十九路军一兵士》,副标题为“新闻片凑成 大可以赚钱”。文中简介该片剧情,一个英勇的兵士几次受伤,因抗日有功,升为连长。聂文认可该片“收音的成绩还不太差”,“还可值得一看”,但是“当做一部新闻片去看。因为它是片断的新闻片凑合而成”,“不能十分紧张观众的情绪”,进而揭露“强声”做此片子旨在“大赚其钱”的用意。但看该片“本事”,该纸说明书分明印着男主角李其林在上海参加蕰藻浜一役,肩部受枪伤,被红十字会救回,“当抬回时,口中高呼‘冲锋……冲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冲锋”。这是该剧的高潮,观者自应过目难忘。
不独此片,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上海电影界充分利用战争导致的南京政府统治失序,大力拍摄抗战题材的进步电影以响应观众的需求,其中不乏宣扬“中华民族”的镜头。相较继起的左翼电影,上海电影界在这一时期具有较大的创作拍摄自由。相关活动影像自然会唤起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感想——“为私仇而赴国难不是我们需要的!忘了群众的力量,须知国难是中华民族的国难”,刊载于《电影日报》第58号(1932年8月18日)的“裴莉”署名文章《〈共赴国难〉给予我的感想是什么?》,起首揭橥上述观点。
文章作者对《共赴国难》持批判立场,不满意该片表现长兄为国牺牲,“其弟兄乃为私仇而奋勇救国”的剧情,文章认为该片给观众以错误的暗示:“假如你没有丝毫个人的仇隙,凭他炮火连天,决不愿去牺牲了自己而去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的”,并且“漠视了全民族群众的力量”。“中华民族”一词在该文概凡两见,很令人对《共赴国难》浮想联翩,可惜现在不能看到影片。
尽管看不到相关影片,尽管那篇影评文章在两度使用“中华民族”之外还出现一处“中国民族”,但是电影在传播“中华民族”概念方面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身在电影圈的聂耳,受此影响可能会更大些。
结 语
通过对《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前三个版本歌词的考察,经由对历史上参与歌词修改者的甄别排除,确定是聂耳将该歌原词中的“中国民族”改成“中华民族”当无疑义。类似修改在聂耳为田汉《回春之曲》插曲《告别南洋》谱曲活动中即已初次实行,该剧另一插曲《春回来了》高唱的“中华民族”则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意义。聂耳这一修改还可追溯到更早的影响源,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涌现的抗战电影如聂耳观看并作影评的《十九路军一兵士》便是明证。
在进行以上论述中,本文并不认同《电通半月画报》刊发的所谓《风云儿女》原著是田汉的原创,这一点前已经向延生论文指出,而本文引用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二个版本提供了新的佐证。本文在推出主要结论之余,另有三个附属见解潜行文中,值得特别推介:一是《义勇军进行曲》定稿于日本,该歌第三个版本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此前质疑之说无待多论;其二,鉴于聂耳对歌词的创造性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实具诗人之潜质;其三,《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激发全民族抗战意志方面功绩卓著,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就为其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且一字不易作了铺垫,此一条尤其不可轻忽。
说明：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 史学研究”（ID：whzh_21bcr）
原载《史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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