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红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至今传唱不衰的歌曲《游击队之歌》，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这首《游击队之歌》，一直备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任何一个听到《游击队之歌》的人，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已经加入到了抗日游击队的行列。它一唱起来就让人振奋斗志、激昂奔放，浑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力量。歌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交相辉映，脍炙人口，极负盛名，历久弥香。
激越战歌产生于抗日前线贺绿汀，1903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他从小就喜欢音乐， 1923年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随陈啸空等学习音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他就暗下决心：要用音乐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曾先后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等，还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两年。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追求，1931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学习作曲理论，又师从查哈罗夫、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毕业留校任教后，一边执教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贺绿汀所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中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后这两首乐曲在苏联和欧美各国广为传播，深受国外听众的欢迎。后来，贺绿汀进入电影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为左翼进步影片《风雨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写音乐，其中《春天里》《天涯歌女》等插曲广泛传唱。
◆1934年11月，齐尔品（中）及其夫人（左三）、征曲审查委员查哈罗夫（左二）、阿克萨可夫（右二）、黄自（左一）、萧友梅（右三）与一等奖获得者贺绿汀（右一）在国立音专校园合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序幕。7月8日，中国共产党即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接着，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稳定了华北的战局，并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正是在华北、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轰轰烈烈之时，1937年底，正值北国天寒地冻隆冬的时节，贺绿汀随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一行人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与丁玲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他们为山西抗日部队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
随后，贺绿汀一行人到达了山西重镇临汾。在为阎锡山的部队演出时，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也正巧迁到临汾城西郊刘庄。于是，队员们一致要求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休整，去接受党的教育，去为八路军战士演出。
在首场演出前，贺绿汀意外地发现前来接待他们的干部正是当年广州暴动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大胡子营长李云鹏。战友相见，分外热情。李云鹏喜出望外地拉着贺绿汀的手说：“当年在海陆丰（今天的广东汕尾市）你写过《暴动歌》，今天你是个大音乐家，该写个更好的抗日的歌子呢！”“好啊！”贺绿汀满口答应了下来。
◆1935年贺绿汀在河南。
告别了老战友，贺绿汀他们带着李云鹏的介绍信来到八路军总部进行慰问演出，随即住在了城郊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虽然一路上忙忙碌碌，可是贺绿汀从未忘记过老战友的嘱托。然而，当他每每拿起笔来想创作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贺绿汀参加过广州起义，对正面战场情形较为熟悉，但对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打败日军猖狂进攻的事迹显得陌生。为了寻找创作素材以激发自己的音乐灵感，他一有空就与八路军战士泡在一起，多方搜集有关八路军打游击的资料。
说来也巧，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们来到八路军总部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于百忙中抽空亲自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八路军抗战的情况，组织他们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还给他们送来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
没多久，彭雪枫来到八路军学兵队作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贺绿汀得知消息分外高兴，立即慕名前往听讲。彭雪枫那绘声绘色的演讲将贺绿汀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游击世界：密林里、高岗上；青纱帐、绿水旁……到处都是游击健儿英勇*敌的战场。
当时，演剧队与八路军指战员们广泛接触，同甘共苦，为战士们演出。他们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从指战员那里汲取创作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