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都感到冯小刚的诚惶诚恐与自相矛盾。就像他经常语出惊人，但又常常很快认怂，内里其实异常谨小慎微，胆怯又不安。
《芳华》如是。
相比王朔坦然揭露自己青春的狼狈，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用vo点明回忆总有自我欺骗与自我美化的嫌疑，冯小刚的胆怯，是在于不太愿意承认过往的不堪，希望用感性、暧昧来消解一切，留下“岁月静好”的样子。
《芳华》说是要怀缅青春，但冯小刚真正要怀缅的只是那些青春靓丽的女性，这是他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所以这部电影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坏人，但凡有一些遭人诟病的行为，比如林丁丁对刘峰的伤害，便马上以穗子这个第三者角度的旁白补充道：“后来，我终于理解（明白）了……”。一切行为都被理解、原谅了，剩下的只有泳池和舞蹈室中摇曳生姿的曼妙身影，风华正茂自不待言。
冯小刚擅于隐藏这种人性的“狼狈”，一如隐匿自己的不堪，就像那个塞了海绵的胸罩，虽然原著中说明了胸罩属于何小萍，但在戏中这段却被暧昧处理了。冯小刚坦言是因为怕令何小萍这个角色显得“负面”，遭到伤害，但其实何小萍在胸罩里塞了海绵，才显现出了她在整个大环境中的自卑和不安，这远比三番四次嘲笑她的体味要有力得多。但冯小刚害怕将这种“狼狈”公之于众，反而何小萍偷了军装去拍照他就大书特书，因为事件的背后有何小萍与父亲的感情线——只要感性上取得共鸣，便令他不再害怕行为本身的“问题”，这是冯小刚电影里一直以来的逻辑，所以他向来热衷用煽情的通俗技巧来营造共鸣，而从不是揭露人性。在感性上获得认同，是他致胜的武器，也是令他感受到安全的砝码。
戏中的男性角色们其实也一样。穗子爱慕的陈灿接受了穗子的金项链做金牙，最后却还是选择了门当户对的郝淑雯，这个可能是“渣男”的红二代角色在电影中被处理得相当模糊和面目不清，几乎没有什么深入讨论的空间，剩下的只是他爬上坦克举起小号吹响的优美身姿；原著中写刘峰的手摸到了林丁丁的胸罩扣子，林丁丁大喊了“救命”，但在冯小刚的电影中，这段也被隐匿改写了，刘峰这种人性化的举动在冯看来是又一种“不堪”，刘峰在电影中是遭人诬陷的老好人，他太好太善良了，一切都只是打落门牙和血吞，导演冀希望令观众对其产生同情，这是另一种冯氏通俗剧的情感认同。所以到最后，刘峰的一切悲剧似乎只是时代的无奈，其只能选择默默接受，一切都云淡风轻。
我并不怀疑冯小刚缅怀青春的真切，甚至乎他这种对于青春的过分美化我也觉得无可厚非，因为他一直是一个通俗剧导演（虽然他觉得自己是在拍一部个人作品或艺术电影），从未是一个锐利的批评家、观察者或作者，他习惯于逃避复杂或负面的人性，他崇尚的是“卖惨”“温情”式的商业逻辑，许是他长期以来的创作习惯和性格使然，就像到了结尾处他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过犹不及的渲染悲情和大段大段配乐衬底的用力煽情，虽然我十分抗拒这种《唐山大地震》式的催泪方式，但这无疑是是冯在处理电影高潮时最相信的金科玉律。
但在《芳华》之中，这种方式却发生了某种尴尬（一如《我不是潘金莲》），矛盾之处在于这两部电影无法逃避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芳华》之中人物有着无法逃避的政治属性（文工团），人物的命运几乎都被时代（政治事件）牵连，而他在美化人物和其背景之余，在处理真正的时代议题时却战战兢兢，想躲避一切这方面可能深入的讨论，排除立场，只希望将一切诉诸于情感。电影中有意思的一场戏是刘峰在海口遭到警方刁难，乍一看似乎冯不再逃避和隐匿，具备了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但戏中其实聪明地安排了红二代郝淑雯为刘峰出气，怒骂了一句“草泥马”，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塑造了几位高山仰止的清官，意在证明一切都是下面的官僚执行不力，依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这正是冯每次触碰现实议题，总难免遭受批评的原因，因为他看起来那样暧昧不明，立场混乱，让人觉得骑墙。但其实冯一直无意探讨现实，《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与刘峰在警队遭受的不公一样，在冯的思维中都不过是一种“买惨”式制造戏剧冲突和引发共情的戏剧逻辑，仅此而已。
所以我可以想象冯一再遭遇到审查上困境的尴尬和不安之处，毕竟他已经如此小心翼翼，几近温吞。这当然与他希望向观众和评论人证明他不止是一个商业片导演的野心不无关系，他想触碰现实议题，一如他频繁放炮一样，是想证明自己的勇气，但他表面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老炮儿，内里却是一个诚惶诚恐、极度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人，这是他的矛盾之处，也是作为导演始终无法修正的问题。
这也导致了《芳华》在人物塑造上的单薄，躲避对时代的真正讨论，使得这些人物始终缺乏立体和深度，而只是耽溺于某种美化后的情感之中，不无虚假滥情的嫌疑。尤其是作为时代受害者的刘峰和何小萍，在电影中也只是限于在简单的唏嘘中咏叹，平淡过完一生，将他们的命运就此一笔带过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芳华》在叙事上的视点混乱，以穗子的第三角度出发，却完全没有塑造好穗子与主角（刘峰及何小萍）在情感上的关系与连结，各自发展，只靠旁白来填补。穗子看起来像是完全不关心刘峰和何小萍的局外人，由她出发去讲这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意义。就像何小萍交待穗子要告诉林丁丁，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但一切跟着就没有了下文。在穗子的世界里，其实只关心陈灿与郝淑雯他们三人的三角情感关系。
说起来这一切不就正像冯小刚的视角么，他拍这部戏其实也只是在乎通俗角度的情感共鸣，并非真正要去关心像刘峰和何小萍这样的悲剧人物或时代议题，在那场很多人为之一哭的文工团解散晚宴上，在驼铃歌的反复咏叹中，是没有刘峰和何小萍两人的，他们就像从不属于文工团一般，在这部文工团的情怀诗中，看似是主角，其实不过是被边缘化、负责“卖惨”的角色罢了。
我不否认《芳华》是近几年冯小刚相对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但他的局限其实依然如故。在一片赞誉声中，也许他愈加意气风发，愈加自信，觉得可以再拍若干部勇敢的“个人作品”，但予我而言，他始终无法完全诚实的面对自己，始终战战兢兢，他的“勇敢”也不过是再拍一部通俗剧让大家哭一场罢了。
补充一点：许多人都觉得冯躲避对时代的讨论、暧昧是源于审查，那我们在这部戏中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刘峰和何小萍的悲剧呢？如果时代和国家都没有错（不能说不让说），错的只是小团体（文工团），但冯又将文工团里的所有人原谅、理解、美化，那刘峰和何小萍的“惨”就单纯是“惨”，是《唐山大地震》一般的天灾，那我们在电影中因对二人“惨状”的渲染而滋生的同情、悲切，我们到底是在同情些什么呢？我们的同情是否有些伪善？是否是逃避了真实，只是被单纯的通俗剧技巧煽动的自我感动呢？我不愿意说得太过露骨，如果无法触及时代的真实探讨，至少应该让“人物”是真诚而非矫饰的（即便是他们的痛苦）。文工团里的人伤害漠视刘峰和何小萍，但文工团解散时大家痛哭，电影意在煽情，有观众在文工团的离别宴席中感动，那我们又在感动些什么呢？虽然冯小刚在电影中美化原谅了这些人，但在故事中这些人不正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施暴者，或像穗子一般，是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看客吗？受伤害的人被忽略就算了，还要自我感动，我想问：有什么值得感动呢？是否有些虚情假意呢？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电影的缺陷和审查有什么关系，因为冯小刚无意要拍时代、也无意要关心真正的悲剧人物，他只是需要营造一种情绪、共鸣，来制造通俗的、普罗大众的情绪宣泄，这是他的电影一以贯之的目的，只是他想美化记录的青春正好触碰到了一些时代背景而已，觉得他有什么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在审查中遭受了多少委屈，对我而言都是大家对他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