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风光 IC 资料图
新加坡干净整洁、绿意盎然、富庶文明、治理良好、活力四射的国际大都市形象，为世人所称赞与羡慕。《品读新加坡①为什么要格外关注这座城？》所列举的新加坡成绩单，正是对这种印象的佐证。新加坡是如何达到全方位世界一流水平的呢？关于“新加坡为什么能”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在全面深刻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新加坡创业初期的基础状况。我们相信，详尽了解出发时的样子，是“回望来时路”的重要逻辑起点，也是解读、洞察“如何从过去一路走来”的重要法门。
创业初期新加坡手里握的牌并不如意
尽管新加坡拥有世界最繁忙航道上贸易枢纽的优势区位，在殖民时代也曾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但是，自马来西亚分家之后的新加坡从此没有了腹地，李光耀称之为“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当时可谓困难重重，除了国防安全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巨大压力，新加坡自身内部的困境也足以让执政者头痛不已、无所适从。笔者初步整理了李光耀著作提到当时的困难情形，虽不全面，但亦可“一叶知秋”（作者注：以下史料皆来自李光耀相关著作）。
1、在城市环境和设施方面：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虽然新加坡花了很大力气建设了小贩中心，但是“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的小贩中心去，因为生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
◆当时的城市秩序较为混乱，管理相当乏力。“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李光耀）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河流污染非常严重，与今天甚至能够作为饮用水源相比，真可谓是“换了人间”。“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李光耀妻子柯玉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人随地吐痰现象较为普遍，“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
2、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的经济模式主要是做转口贸易，“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干、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新加坡独立时，传统的经济模式老路已很难走通了。因为在当时，“印尼正同其对抗，贸易活动停止了。马来西亚想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入口商做生意。他们一心要绕过新加坡，取代其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
◆当时新加坡的南部岛屿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温饱都成问题。“人民行动党政府想把山羊养殖引入到这些岛屿，为当地人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生计。工作组的志愿者和官员去帮助他们开垦土地，引进牧草，尤其是适合饲养山羊的牧草。1961年，200只购自吉兰丹州的山羊被分配给76户人家。但是这些山羊迅速消失了——估计是被*了吃了。”今天我们再读这段故事，联想到中国扶贫过程中的类似故事，难免会产生“天下难事本相通”的共鸣之感。
◆新加坡想要发展制造业，但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却非常艰难。“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吴庆瑞（作者注：新加坡经济发展重要奠基人）追述，裕廊镇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对香港非常羡慕，并将之作为学习标杆。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几乎每年都到香港访问，“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作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在李光耀看来，和香港比较，当时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虑的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
◆今天闪耀全球的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在当时是不可能被想象到的。用李光耀的话来说，“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因为在那个时代新加坡建设金融中心的资源条件非常有限，而且与其距离不太远的香港风头正劲。“从先天条件来说，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
3、在城市社会运行方面：
◆新加坡在20世纪50、60年代，由各种工会引领的工人罢工运动层出不穷，可谓风起云涌，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秩序造成较大冲击。比如，“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纪录。”
◆新加坡是多种族群、多种宗教、多种语言组成的城市社会。但是在创业之初，这种多元社会的结构很不稳定，族群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如何把社会团结起来是个巨大的难题。1964年的两次大规模种族*乱更是雪上加霜。“1964年7月21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举行的穆斯林游行，发生了巫华（马来人和华人）暴乱，总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同年9月，“芽笼地区发生巫华冲突，一名三轮车夫遭*害，一辆汽车的司机受攻击。尽管实行戒严，暴乱还是持续了三天，结果有13人遇害，109人被打伤，死伤者当中马来人和华人又是大约各占一半。”
◆如今新加坡法治清廉、鲜有贪污腐败，是全世界廉洁政府的优等模范生，然而当年的情况却并不如此。李光耀回忆，“我当初刚上台执政时，林有福（1956年至1959年出任第二任新加坡首席部长）政府极其贪污。有个麦柏士的政府人员，新加坡年轻一代也许没听说过，他是华印混血儿，蓄着胡子，是个‘牵线人’，专门收费替人拉关系办事。”
◆组屋是支撑新加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最开始时居民适应组屋楼房生活却颇费周折。“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看着今天鳞次栉比、环境优美、舒适宜人的新加坡组屋区，我们读这段故事时，真是恍如隔世。
◆双语之路被李光耀称为是其一生面对的挑战。在新加坡创业初期，推行什么样的语言政策，让执政者很是头疼。比如，“1956年成立、教学语言为华语的南洋大学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教学语言为英语的学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份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洋大学降低入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南大（毕业）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这种现实尴尬要求执政者必须要寻找破题之路，否则难以向社会交代。
以上所述只是新加坡创业初期众多难题中的一部分。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当时条件下解决起来都相当棘手。何况新加坡政府必须要同时面对这些难题，而且都要给出恰当合适的解决方案，其困难程度已非今人所能体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把这些故事告诉给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提醒后辈不要把如今眼前拥有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在你开始讨论未来之前，请先记得我们如何从过去一路走来。”
我们该得到怎样的启示？
首先，今天光彩夺目、世界一流的新加坡，并不是从最开始就注定是天选之城的。新加坡的发展基础何其孱弱，甚至我们感到新加坡拿着与中国何其相似的“历史脚本”，以至于很多案例都极其雷同。虽然其区位优势的确不错，但若论地理位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若干城市也拥有同样绝佳的竞争条件。如果新加坡当时缺乏雄心壮志和优秀的执政团队，到如今泯然于东南亚众城市之中，也不是不可能。
李光耀当时对香港的羡慕以及想要向香港学习的心情，透过文字都能感受到其真切。如今，新加坡在不少方面已经跑在了香港前面，让人多少有些唏嘘，也提醒我们牢记“千帆竞发，不进则退甚至慢进也可能是退”的道理。
了解新加坡创业初期的基础状况，有助于大大增强我们自己的发展信心。只有在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才能体会当年李光耀说给*的那段话并不是谦虚和恭维之辞（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新加坡能把一手很不如意的牌，在几十年时间里却打得无比精彩，充分说明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在人为”的巨大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李光耀反复强调新加坡一定要“刚强勇猛”的要义所在。想想这个处于地球北纬1度的滨水且植被茂盛、人口近600万的城市，居然能把蚊子和苍蝇控制得那么好，充分说明了“只要符合规律、实际和趋势，是完全能够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
其次，新加坡今与昔反差极大的鲜明对比，启示我们要形成一套自己行之有效、游刃有余同时又饱含智慧的城市治理发展方法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做优，做出竞争力。回想新加坡创业初期，在各种内外不利的条件下，为了照顾当时200万人口的生计，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为了使新加坡能够更长远、更高质量、更卓尔不凡地发展，李光耀等执政者找到并践行了一套“能够走出困境、迎接美好未来的系统方法论”，具体包括：
新加坡要向哪里走的目标是什么？新加坡生存和竞争之道的定位是什么？是怎样的重要理念指导着如此目标和定位的，该理念能否在城市运转的每一领域和方面得到切实贯彻体现？实现这样目标和定位的动力源、要素资源的支撑和保障是什么？实施路径是什么以及其中的关键点是什么？实施路径中的条件要求以及可能陷阱有哪些？对每个领域事项运行的整体逻辑以及其中需要平衡的关系如何把握？整个城市需要怎样组织、团结、和谐起来，以实现群策群力与整体合力？哪些东西即使困难再大也必须改变和调整，改变和调整的科学方法与正确顺序是什么？等等。
事实证明，新加坡正是凭借着这套方法论，选对了方向，找准了症结，走对了路子，充分体现了先进且有吸引力的理念、丰富的智慧、坚定的方向感以及强大的组织力、执行力与创新力。在规律与逻辑意义上，这套系统方法论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来说最具借鉴与学习价值，笔者将会在后续文章中对其进行详细品读。
最后，回顾新加坡这段艰难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解决问题需要怎样的“钉钉子精神与能力”。**强调的钉钉子精神是干成事、创成业的法宝，其在新加坡体现得淋漓尽致。创业初期的那些困境与难题，被厉害的新加坡人逐个攻克，而且，这种攻克的效果绝大多数“没有回潮、不留死角、不打折扣”。可以说，正是凭借着这种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与能力”，新加坡作为华人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在非常短时间内彻底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现代文明转型和法治社会转型。
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深思和检讨。新加坡当初那么难，但是它就是一锤接一锤，持续敲出了一个高度文明、整洁、繁荣、有序、清廉的城市。反观中国的城市，优秀人才很多，不缺先进理念，很多理念也变成了政策，甚至有很多都通过立法变成了法律。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容易打折扣、留死角、搞变通，很多时候法律政策也大体执行了，却并不彻底，不少事情的最终效果就是差那么一口气。
笔者所在的城市上海，重契约、守规矩、讲文明的水平，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城市中比较领先的。然而，仅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这部地方法的实施为例，虽然整座城市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和新加坡相比，我们究竟还存在多大差距？
当然有人会说，不同城市治理半径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效果。新加坡刚独立时人口才200万，即使今天也不到600万人口，而上海常住人口有2500万左右。人口基数奠定的城市治理半径差别，的确会影响法律政策执行的颗粒度。但是笔者想说的是，这种基于中国国情的大尺度城市治理半径，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必须予以正视和求解的问题。该问题如能得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破解，将会极大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现。
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说，“新加坡是个城市化的岛国，国土小，人口也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那才是伟大的成就。”
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