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复活#
批评家和反社会人格是两回事。
批评家批评一个东西是要做很多研究的。尤其是要做社会批评,那么政治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化学都要下苦功,只有在这些角度都确定不存在不得已的苦衷、确信存在可以负担的、有过渡方案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有可持续性的方案,而且确信这些方案的不采纳不是出于学术原因而是出于渎职时,才可以对渎职做出批评。
上述功夫下不到位,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去下这个功夫,首先就没有能力做出有意义的批评,而只能说是在抱怨。这就像不懂电机和制冷的人抱怨空调居然要用电,抱怨完了空调还是要用电,只是徒耗精力,浪费社会资源。
当社会仅有不满,却没有渎职问题的时候,真正的批评家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的——ta们有责任去通过介绍各种知识、逻辑去帮助人们理解当前的状况,去保持耐心和信心。
其实做的工作是一样的,都是做一样的计算,算出来有问题,就把公式摆出来,说明如何有问题以及可以如何改。算出来没问题,就把公式摆出来说明如何没问题。
反社会者看上去做的事情很类似,但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个不同首先体现在学养上极端的匮乏以及对问题高度的傲慢。所谓匮乏,就是没有去做那些功夫,所谓傲慢,就是不但没做这些功夫,还声称根本没有必要下这些功夫。
而这两种人具体表现,就是批评家只有在有问题的时候说问题,在没有问题的时候也不会保持沉默,而是会说“没有问题”,而反社会者则只在有问题的时候说有问题,在没有问题的时候要么自认为“我没有义务歌功颂德”而消失不见,要么干脆创造问题来“保持压力”。
反社会者其实只是在玩社会批评的游戏,重要的不是社会得到进步,而是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而那些功夫都是不必要的成本,自然也就是多余的,它甚至不需要依赖于真实的社会问题存在,哪怕是基于编造、传闻,只要可以继续获取快感,都一样可以来者不拒。
批评是不快乐的,是悲痛、惋惜、焦急的,是没有兴奋、愉悦、欣快感的,你可以感受到批评者自己对这批评的厌恶和憎恶。佳兵不祥,不得已而用之。
而反社会者的攻击则是兴奋的、期待的、喜悦的,你可以感受到ta们对这“批评”的渴望和急切。
你参考下鲁迅的履历和行为,比如他在那几门功课上下了多少功夫,比如他是否每回写完批评文章后兴奋快乐、踌躇满志,你就会知道鲁迅在现代大概率会被一些人“大失所望”,定性为“御用文人”。
不过这里鲁迅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自己。
你不要做第二种人,而要做第一种人。第二种做法是一种毒瘾,不但说出来话会越来越没人在乎,而且会逐渐毒害你整个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把你自己陷入到社会绝境之中。
因为这些貌似批评实质上却是反社会行为的作为,每一件都是对整个社会的剥削和掠夺——是在盗窃公共利益换自己的心理海洛因。这种损天下以奉一己的事,只有其他的瘾君子会给予精神支持,而会被整个社会厌弃甚至排斥。
问题是,这些瘾君子的精神支持是没用的,ta们长期持续亏损,自己也穷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