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同样是处于与伴侣分手的状况下，克里奥与索菲亚的生活处境更加截然不同。中产阶层的索菲亚受过高等教育，她可以寻找新的收入高的工作以保障固有的生活质量，同时继续让女佣承担更多的家务劳作。在外出游玩时，她更是可以将几个孩子丢给克里奥照顾，自己在夜里出去放松买醉。而对于代表着原住民阶层、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克里奥来说，她在孕后依然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在陪同索菲亚一家外出游玩时，她还得承担自己工作范围之外的照顾孩子们的负担。作为社会的底层，她根本享受不到一个产妇为了孩子生产所应当的照顾与医院保障，再加上在一次“偶然”事件中，由于受到了已经成为国家权力机器打手的前男友的惊吓，克里奥所怀的女婴还没有等到分娩，便在母亲的子宫里永远地停止了心跳。
在海边游玩时，原本克里奥的工作范围只负责室内的家务，外出带孩子并不在她的工作职责之内。但面对女主人的要求，克里奥根本无力拒绝。更令人悲愤的是，在当晚索菲亚将几个孩子丢给克里奥自己跑出去买醉放纵，刚刚失去自己女儿、经历过分娩手术的克里奥却要跳入海水中，在危险的海浪中营救索菲亚不慎游到深水区的小儿子。
所以当索菲亚在餐桌上对孩子们和克里奥说出：“我们是一家人，从此要共渡难关”时，这一幕从另一层面传递出巨大的讽刺意味。索菲亚可以将自己生活的部分重担和负面情绪让克里奥来分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事业的挫折或者情感的失意已经是痛苦的极限。而对于更加不幸的克里奥来说，伴侣背叛、孩子死亡、辛苦操作……她的苦难无处诉说也无人在意，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生活给她带来的所有磨难，同时担负来自雇主阶级、国家权力阶层的种种剥削与压迫。
本片极具风格化的镜头语言，也与表现原住民阶级被囚困在社会夹缝中，承受中产阶级和国家机器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看不到未来的影片主题相契合。在整部电影中，导演完全弃用了纵深调度，摄像机没有发生一次推、拉动作。在呈现室内场景时，摄像机永远采用固定机位的摇镜头，户外场景摄像机则采用跟随被摄对象的平移运动。在室内狭小的空间中，固定机位的摇镜头运动，产生了一种囚禁感；而纵深调度的缺乏，又使整个场景都缺乏深度与立体感，进而使画面传递出一种扁平感和压迫感。这种囚禁感与压迫感，恰恰是电影所重点描述的原住民阶层在墨西哥的真实社会处境写照。
三、地缘政治与社会弊病所导致的原住民悲剧
在女性困境与阶级主题之外，本片还对墨西哥的地缘政治状况进行了克制但深刻的暗喻与揭露。导演并未对1968——1971那个特殊时期，墨西哥内国政治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进行论述式的描述。而是通过女主克里奥的日常遭遇，内涵且巧妙地折射出墨西哥极为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与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