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激猴王”的校勘、义理与小说史语境
文丨李小龙
内容提要《西游记》中“猪八戒义激猴王”的回目是清人的擅改；明代版本正文均作“义释”，但仍为校刊者的修改。据明本目录及插图图题可确定其原文当作“义识”。此处字句的不同其实指向的是《西游记》校刊者对情节意义呈现的判断。将情节与字句比照，会发现“义释”不通；“义激”似乎是对猪八戒使用激将法的概括，却并不妥当；而“义识”为“因义而识”的意思，与作品情节逻辑吻合。“义激”与“义识”二词的择用，在深层意义上体现出对孙悟空回归取经队伍心理动因的认知。如果将此异文放回小说史语境，会发现其中隐藏着《西游记》校刊者希望以《三国志演义》“义释”或“智激”的经典情境为《西游记》经典化张本的考量。
关键词西游记 义释 义激 义识 三国志演义
由于《西游记》版本中传世的明代刊本稀同星凤，海内收藏绝少，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5年整理此书时（以下简称“人文本”），“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整理的”[1]。也就是说，因为《西游记》存世版本中最早的世德堂本（以下简称“世本”）海内并无收藏，校勘工作只能使用胶卷来进行。就最终的校勘结果来看，所据世本的胶卷很可能并不清晰；也有可能当初为了整理工作方便，先以某种清刻本为工作本，反校世本，再将反校成果视为世本进行校勘[2]。总之，整理工作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西游记》一书的接受建立起基本的格局，也不可否认留下了一些讹误。1980年与2010年，此书两次修订改版，质量也大有提高。不过，八十余万言大书，初校是其“基本面”，个别疏误难免漏网。《西游记》版本的特殊性——世本无可置疑的经典地位及其原本的不易得见，又共同推高了人文本的地位，因为其他出版社若印行此书，自然也要以世本为底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无法真正得到世本，以致市面上大多数整理本都或明或暗地来自人文本。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书影
比如第三十一回的回目，人文本的第一版与第二版均作“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在全书多用道教修炼术语与游戏笔墨的回目中，这个传统的叙事性标目在概括本回故事上中规中矩。然而，这个清楚明白的回目与故事情节之间却稍有枘凿。于是，2010年第三版便改为“义释”（参见人文本1980年版第369页、2010年版第375页）。不过，新改的用字也可能并不正确。吴圣昔先生曾发表文章论及此节，指出“明清时代的各种《西游记》版本……并不都是‘义激’，有的作‘义识’，还有的作‘义释’”，并认为后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义识”是说在孙悟空“要下水洗净身上的妖精气”时，八戒“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而“义释”中的“‘释’是指消除，即消除猪八戒和孙行者之间的成见”。同时认为“义激”“是从清代刊行最早的《西游证道书》本开始的”，并认为“证道书将此回目改为‘义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妨说是符合实际的。”（《〈西游记〉札丛（之二）》，《文教资料》1996年第5期。）应该说都很有启发意义，惜未引起学界重视，且尚有未发之覆，故值得重新检讨。
一、“义激”、“义释”与“义识”
人文本虽云以世本为底本，但此回目中的“义激”二字却来自清代版本：据核历代版本，此二字第一次出现于清初的《西游证道书》（《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本，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三十一回1a），此本以后，清代各本大部分都改用“义激”二字。直到今天，受人文社初版本影响，不但市面上大部分《西游记》版本都袭用此字，就是几种严格以世本或李评本为底本的学术性整理本也不例外[3]。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游记》故事的普及，各种改写、翻译、改编以及影视产品更促进了此词的广泛传播：比如1981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郑士金改编，段纪夫绘画之连环画，其中一册即以“义激美猴王”命名；余国藩的英译本标目“Zhu Eight Rules Provokes the Monkey King to Chivalry”也用了chivalry、provokes 两个词来对译此二字（Anthony C. Yu,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1983）；詹纳尔则译为“Pig Moves the Monkey King Through His Goodness”，用moves和goodness来对译（W. J. F. Jenner. Journey to the West.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 1993, 2003）；至杨洁执导的《西游记》电视剧，第十一集的题目再次进化为“智激美猴王”：这些因素齐心协力，终于把“激”这个原本没有的用字楔进了西游世界之中，成为西游故事中司空见惯的常识。
之所以说“义激”是清人的擅改，是因为笔者曾仔细翻检历来的《西游记》版本，明代诸本如世德堂本（《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李卓吾评本（日本公文书馆藏本第三十一回1a）、杨闽斋本（《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第347页）、《唐僧西游记》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本，第三十一回1a）等正文均非“义激”，而作“义释”，并无异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证道书本的编定者黄周星确实有一部所谓“大略堂西游古本”[4]为据，否则自属擅改。人文本原用“义激”可能是据清本反校世本留下的痕迹，2010年新版已据世本回改。李洪甫先生曾对《西游记》进行细致校勘，应该说，这个字的校勘从版本学上看已经正本清源了。
不过，这一回归明本的校勘结果并不能解决我们阅读时的疑惑，也无法简单将读者脑海中经典化的“义激”替换。原因就在于，如果抛开版本考量，“义激”在与故事的贴合度上确实稍优于“义释”。李洪甫先生在校记中说：“世本回题作‘猪八戒义释猴王’，无误。‘释’，解释。如《国语·吴语》：‘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用于此，当指八戒秉大义释言于猴王。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新说本同世本。人文本改作‘激’，应从世本。[5]”这种解释与吴圣昔先生的意见接近，但不得不说比较牵强，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一是“义释”一词在中国古代小说语境中向来并不这样解释。
“义释”一词最早出于《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的陈寿评语中，原话是“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51页），一般都会理解为“张飞大义释放严颜”（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04页）。日本学者上原究一据本传中言“飞壮而释之”（《三国志》第943页）与陈寿之评为一事，并因《华阳国志》中相同内容中又表述为“飞义之，引为宾客”（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99页），从而认为“义释严颜”与“壮而释之”意义相同，就是“张飞认为严颜是‘义’而释放他”的意思，还进一步认为“X义释Y”与“X义而释Y”甚至“X壮而释Y”的意思也是相同的，并举了《太平御览》卷841引《陈留耆旧传》云“贼义释之”与卷998引同条材料而云“贼长义而释牧”（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60、4418页）以证之[6]。其实这并不妥当。在“X义而释Y”的例子中，连词“而”的添加使得“义”与“释”处于并列修饰宾语的位置上，强调Y之“义”而致X将其释放。但“X义释Y”中的“义”却是用来修饰“释”的，强调X此举之“义”，此类用例甚多，如《荀子·不苟篇》云“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王天海注云“义死，为正义而死”（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再如《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云“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6页），甚至当下仍多有用例，如义赈、义卖、义售、义拍、义捐、义赛、义演等等均相类似[7]。由此可知，这两种表述并不相同。所以，不能因为史事为一就笼统地将不同表述等同：“飞壮而释之”是史家的描述，即张飞以严颜表现豪壮而释放他；但在文末的评语中，陈寿说“飞义释严颜”却是史臣之评价，认为释严颜体现了张飞之“义”：此二处并不能通约。至于《华阳国志》“飞义之”之语，则或是另一种表述，或是袭用史料时有阙字——《太平御览》的例子也与此相同，两处材料出同一书，然表述不同，并不表明不同的语句指向同样的意义，更可能的是卷841在引录时有阙字，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阐释问题，而是一个校勘问题。因此，“义释”在古代文献中，尤其在小说史语境之中，只能理解为“因义而释放”的意思，从未有“秉大义而释言”的用例。
《三国志》书影
二是即使承认这种解释，也与故事实际内容并不匹配。
猪八戒来花果山请孙悟空并非自愿，是被白龙马力劝而来，甚至在来的时候先做好了逃的准备，明言“他若不来，你却也不要望我，我也不来了”；到花果山后的心理活动更明显地表露出他的境界：“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来家哩。原来有这些好处，许大的家业！又有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猪有这一座山场，也不做甚么和尚了。”所以，在猪八戒来花果山的心理动机中，并无“大义”可“秉”。
这样看来，明本的“义释”尚不如清人擅改的“义激”，因为起码“义激”在文本中尚可找到依据。不过，“义激”也并非原文，它不但没有可靠的版本支持；就与故事的契合而言，也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详下文）。
如果这两个用语都有问题，那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在明刊本中还出现了一个词：“义识”。
明代诸本虽然正文回目均作“义释”，但其书前总目却不同：世本刊刻模糊，但尚可辨认[8]，李评本与杨闽斋本都极为清晰，均作“义识”。另外，还有更确凿的援证：李评本前有二百幅插图，每回两幅，并分别在版心处刻有一句回目，第三十一回的标题也赫然作“义识”（据日本公文书馆藏本）。按古籍刊刻的惯例，总目、插图乃至序跋之类在刊行中会较为特别，经常与正文的校刊分属不同的工作流程，就好像现在出版社正文与封面版式设计并不在同一部门一样。因此，在校刊过程中，正文的某些修改未必会与其他部分同步。也就是说，对于刊刻者的修改来说，书前总目与插图上的文字一般会较为滞后，可能会留下未改前的痕迹[9]。就《西游记》而言，现存最早的世本就有一处参证，其正文没有第十八回的分回标志，即十七、十八回牵连未分，这与《红楼梦》庚辰本极为相似——后者也恰是十七、十八回未分开，只是在庚辰本这里，作者本拟将其分为二回，只是暂未分开，故共用一个回目；而对《西游记》世本来说，则由总目与正文刊行体制的参差导致的，因为在书前总目中，此回并不阙（《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世本，目录第2页、正文第420页）。世本这一文本缺陷对后世影响甚大：杨闽斋本均照刻未改，所以仍在正文中少一回目（《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杨闽斋本，第193页）；《唐僧西游记》不但照刻，且因将回末诗删去，从而将下回文字并无分行而径接前文，完全泯灭了分回痕迹（《明清小说善本丛刊》影印《唐僧西游记》本，卷四第19叶A面）；李评本在观音收伏黑熊怪的“有诗为证”后截开，但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即第十七回末没有《西游记》惯用的“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头，第十八回开头也没有“且说”、“话表”的习语；直到《西游证道书》，才在十七回末加上“要知向后事情，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又在十八回初加了“却说”二字（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第157—158页）。可见这种情况在世本中并非孤例。
因此，《西游记》明刊本总目与插图的文字很可能标示了更早的来源，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几个明本除《唐僧西游记》外（《明清小说善本丛刊》所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僧西游记》本阙总目，故不知其详）均如此时，更可确信此异文的意义。
二、校勘背后的情节呈现与义理辨析
通过校勘，只是解决了文献层面的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校勘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三国志演义》嘉靖本前二则标目分别为“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到了毛评本就改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一样，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正文情节甚至文字的成型当早于回目的确定，虽然目前所见不同版本中，此回回目所用文字有三处异文，但我们承认，无论哪种异文，其所指向的情节文本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或承袭、或自创的猪八戒请回孙悟空降妖的情节早已写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作者会选用哪个字来概括这个情节。
其次，笔者曾指出，在中国古典小说形成双对回目之后，每副“对仗回目照应对称情节”，但这里的对称情节并不单单是篇幅对称，很多时候也是叙述意义的对称，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作者将“猪八戒义激猴王”放进回目，当然可知这一情节的重要。同时，笔者还曾讨论过回目作为中国小说作者“画外音”的功能[10]，也就是说，回目中的用字其实在微妙地体现着作者的态度。
结合上述两点来看，我们应该明白，对回目用字的考辨并非单纯的字词训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需要考虑：一是在作品文本早已固定的情况下，选择哪些情节进入回目表明了作者对这一情节某种意义上的重构；二是回目选择哪些字词来概括某一情节，体现了作者的某种判断。
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上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的“圣僧恨逐美猴王”，是《西游记》取经队伍聚齐之后的第一次分裂。虽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分与合必须符合生活情理的验证，遵循艺术建构的逻辑。就前者而言，清人张书绅即云“猴王恨逐，其势似难再合”（吴承恩著，张书绅评《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把孙悟空斥逐出取经队伍，可以不必考虑孙悟空的感受，只需要唐僧单方面坚持便可达成；但若要把他请回来，便同时需要孙悟空心甘情愿的配合，这在小说的情理逻辑上便需谨慎从事。就后者而言，孙悟空的回归不但要合于叙事逻辑，还要让读者容易接受，且不能不顾及小说人物形象的设定。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如何让孙悟空顺理成章地重新归队，就成了一个取经队伍与作者共同面临的艺术难题。那么，第三十一回回目的上句其实在《西游记》情节流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对这一回目的讨论就不仅仅是咬文嚼字，而是对作品关键情节的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