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朋友章惇，苏东坡与之交流的内容和深度又与其他人有差异。章惇当时官居参政谏议执事，位同副宰相，他写信规劝苏东城改过自新。对此苏东坡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妥帖的回信：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去及在窗日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
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
在表达了自己的反省悔悟后，苏东坡又叙述了在黄州的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君子，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现矣。文章写得格外得体，因诗案引出的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几乎可以直接呈宋神宗御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