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张柠先生文笔非常老道。比如，他的小说一开篇敢于这么平实地叙述，这后面一定有好戏。我们过去很多小说开篇就弄得很吓人，比如《白鹿原》开篇就是白嘉轩一生引以为豪壮的是他娶了七个女人，这一下把人吓半死。莫言的《檀香刑》开篇是七天后把她的公爹*死了，这些开篇都很吓人，但是张柠兄觉得开篇不要搞得那么神神叨叨，他非常平实，顾明笛辞职，把人生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其实就是一个事件，告诉大家一个时代要开始了。这么平易的一句话勾连的是这个时代大的变化。
这部小说写了三城，就是几个文化人在这三城的活动。要说它的主题就是当代文化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蜕变。这个变化的主题是大的主题，深刻地书写这么一个变化的小说还真的不多。我们看到钱钟书的《围城》是在大的时代写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状况，尤其是通过他们的情爱，他们对文化、对知识、对友情等等的处理方式来写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状况。
《三城记》汇集的内容非常丰富，细节非常饱满，这让我非常惊叹。他本身就在这三城生活过。他多年在广州，不管是在报业也好，广东省作协也好。他在上海华东师大读书，他从本科、研究生读了多年，而且在那里认识了他亲爱的和永远的妻子，美丽的丽娃河畔留下美丽的故事。后来又到了北京，又在北京高校。所以他是有亲身体会的，他写的这些人和事都是他身边的人和事，那种真实性让我们看了都会会心一笑，会觉得仿佛身边某某人的影子在里面。这部小说写出文化人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嘴脸”，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本书和《应物兄》是一种呼应，前面有《应物兄》，早了几天出来。《应物兄》是一部大作品，把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精英的状况揭示出来，今天的《三城记》，把这些人的活动状态拉到一个更早的时期，就是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文化在此时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如何向世俗、如何向市场、如何向经济来转化？过去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管世俗，所谓的“为万世开太平”，但在今天他们要面对生活，他们办一些杂七杂八的所谓的文化事业，他们既有某种道德的理想，又蝇营狗苟，这种丰富性、多面性写出今天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非常艰难的精神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应物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史，那么《三城记》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审视自己的心灵，审视自己的命运，也审视自己的良知。
李洱（小说家）：张柠这部书是我自己要来看的，出版之后我亲自跟他要来看，为什么感兴趣？因为他在二十年前写短篇小说，你们说他一举成名，不是的，他二十年前就写短篇小说，我是他的第一读者，他写的很多短篇小说我都看过，他的爱人都没有看过，我都看过。他的最早的小说也是我寄到出版社，我给他起了一个笔名叫“布丁”，最后他没有用。我知道他写长篇之后，经常会问他写到哪了、什么时候给我看。这次我要来之后，当时书还没有看到，我拿的是打印本子，我就第一时间赶快如饥似渴地把它看了。
看完之后觉得非常好，张柠的艺术手法还是非常成熟的。当然我也能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写过很多小说的人。批评家在写作品的时候要先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去表现这个世界，所以他要俯视。作家脑子比较笨，心更软一点，所以他愿意靠近，小心翼翼地去接近。这是我跟张柠之间非常大的差别，这可能也是职业小说家和理论家写小说之间的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现在非常宝贵，因为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的理论素养不够，这时候文学场域需要张柠这样的人来搅合搅合，整体提升中国当代小说家的理论素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张柠这个小说非常非常重要。
李洱
这部小说，尤其第一部分，我自己读起来非常亲切的原因是，其中大量涉及当时在华东师大的生活场景，我认为他写的是华东师大后门、前门的一些那个时候带着历史拐点的浪漫，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张柠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同时顾明笛已经准备辞职了，顾明笛带着很重的历史负担，这个历史负担是他父母给他的，他挣脱这个历史负担，进入另外一个新时代。这是历史的一个新的逻辑起点，下一代人的命运就从华东师大的后门开始了。张柠布置的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精彩。
另外，张柠虽然是理论家、批评家，而且早年以骂我著称，但是他还是非常敢于写自己。看上去是写张柠的下一代人，几乎是师弟一代的，或者是侄儿一代的，但是他非常了解他们的生活，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和八十年代人的生活重叠去写。我认为他的精神故乡是上海，他的生活的故乡是广州，他的事业在北京，他把北上广三个城市当代的年轻人在城市中生活的不容易、生活的艰难写得非常好。
张柠
张柠（小说家、批评家）：李洱刚才讲了很多，好像是在夸我，但是我听到的每句话好像都在批评我（笑）。他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想报仇，但是他又忍住，他有点不敢（笑）。李洱确实有他读我作品的特殊方式，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对细节，对文学入口的部位比较敏感，他比批评家和学者敏感，怎么进入这样一个作品，他的方式非常好，也是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必须要学习的地方。
其实一部作品的阐释角度是多样的，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角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进入这个作品的角度。不能因为小说是我写的，我来讨论这个作品就是权威。我也只是众多阐释这个作品的其中一种而已。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病，那就是“匮乏”，首先就是物质匮乏，吃不饱饭，也没有好衣服穿，小说里面永远在解决匮乏的问题，怎么能够得到满足，怎么吃得好，怎么玩得好。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在这些匮乏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他的活动和行动，他既不缺钱也不缺房子，什么也不缺。什么都不缺生活就有意义吗？不同时代的人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严峻的，他们认为我们的生活依然有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是80后一代出生的人所面临的新问题，我试图去贴近它，试图跟着我的主人公一起解决物质匮乏之后的精神生活怎么办，这是我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另外就是关于我的写作方法。我不再想试图沿着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往前走，我想恢复到古老的小说的最基本两个技巧，第一是讲故事，第二是写人物，人物形象和故事是普通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我不是写多么高深的东西，如果写高深的东西我不需要写小说，只要写论文就行了，我出版我的学术著作就可以了。我现在不是，我想为那些愿意跟我对话的人来写，因此我必须把所有的抽象问题全部形象化，就是讲故事、写人物。这个人物的行动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座城市展开。这是第二。
第三，为什么选择三座城市？因为中国当代的生活看起来五花八门丰富多样，实际上就是以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为引导的现代的、一体化的、看似有差异实际上是一样的城市生活，因此这几座中心城市基本引导着这个时代的中国生活，年轻人在这里的生活经历、生活的历程，从某种意义来说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自己生活的想象方式，因此我把小说场景放在北上广深这些中心城市。
至于叙述视角等技术问题，我当时写的时候考虑不是太多，我还是考虑语感、节奏和故事情节，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最基本的判断。里面一些吃喝玩乐的事情比较多，比如吃，一定得写，你在中国写小说不写吃，那就不是中国小说，那就是俄罗斯小说。俄罗斯小说很少写吃，上来就谈精英问题、救赎问题，入天堂还是下地狱。中国文学首先是吃，见面问吃了吗，晚上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将来吃什么，这就是中国。北京的吃、上海的吃和广州的吃是不一样的，顾明笛到广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吃。我试图让这部小说贴近生活本真，我把自己有限的对于这个时代的经验表达出来。这是我对我这个小说粗线条的描述。
潘凯雄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大家好。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前，昨天我就在想象今天这个发布会的主要话题，甚至包括会后明天见诸于新闻的主要话题，肯定会是批评家写小说，或者学者写小说。这个可能很难避免，因为它是一个事实。我个人倒是不太在意作者的身份是不是批评家，批评家写小说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我倒不在意。但是看批评家写小说的话，我个人的阅读首先是看两点，长期做批评工作以后再来写小说，你看他的作品，确实首先是看两点。
第一是语言，我觉得这是最难转换的一点，的确是两种体系，一个是用形象、用人物说话，用事件说话，一个是用逻辑、用理性说话，这两个东西扭转起来有点费劲。所以第一是看语言怎么样。第二，因为批评家长于理性思考，他很容易在写小说的时候理念大于形象。这是批评家写小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从这两个入口来看，张柠的《三城记》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已经很顺利地过关了。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张柠这次出《三城记》，包括接下来他还有一些动作，应该是精心谋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2018年第六期发表《三城记》到这次订货会出书，与此同时，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比较集中地在全国的一些文学期刊，大家还会看到张柠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大致是两个系列，一个是“罗镇轶事”系列，这大概是比较写实的，还有一个是“幻想故事集”系列，有点现代风格的。把这几个事件串起来看，张柠这次在小说舞台上的亮相是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肯定不是偶发的冲动。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但是看批评家的小说，可能确实还要警惕一点，除了前面说的语言以外，除了他调动各种文学手段表达他的想法以外，还要警惕一点，就是他在小说里面设了什么陷阱没有？因为批评家长期的职业习惯，长于理性思考，而且他们平常挑剔作品总是在挑剔这个作品表现了什么、表现得如何，所以他可能会把自己想表现的东西隐藏起来一些。《三城记》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这恐怕是对读者阅读来说的一个考验。
当然从《三城记》目前呈现出来表面上的东西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就像他自己刚刚表述的那样，现在是一个非短缺的时代，而且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过剩的时代，现在“三去一降一补”，主要都是“去”。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代化经过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进程，我们已经摆脱短缺，进入物质过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怎么样？这里有一群年轻人，顾明笛，还有裴志武、施越北，其实在这三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大家的影子，他们游走于上海、广州、北京三城，而这三城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三个样本，最现代化的三个样本。就是这样一些年轻人，80后这拨年轻人，在过剩的时代，在中国最现代化的三个样本里面，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找不到自己的栖息地，就在三城之间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