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玉琨和赵以雄在伊拉克写生。
“就走丝绸之路，就做丝路画家”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去过火焰山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当年在这里碰上一个变了形的孙悟空……”
耿玉琨随便抛出一个故事，都让粉丝们惊叹不已。当年她和老伴数次从早到晚蹲守在火焰山写生，一只苍蝇飞到她的帽檐下躲烈日，“赶都赶不走”，被她戏称为来借芭蕉扇的孙悟空。而领略到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的，雨中、雪花飞扬中的火焰山——这样的经历，在他们丝绸之路考察写生的过程中，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初踏丝绸之路时，耿玉琨夫妇充满了欢欣与喜悦。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们由库尔勒出发，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耿玉琨回忆，到民丰县后，他们决定到沙漠腹地100公里的大麻扎去写生。乘坐的拖拉机时行时坏，他们索性跳了下来，转而步行。“太阳逐渐升起，我们也越走越暖和，兴致也高了起来，我还不时唱上几句王洛宾的歌，有一种征服大漠，与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说。
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线上浮起一层深褐色土雾，打着旋升腾，“顶天立地”，从远方急速朝他们卷来。两人吓得发抖，赵以雄拉起耿玉琨向低矮处奔去。眼看着高大的沙丘一米一米削去，轰隆隆向他们疾扫过来，“像皮鞭抽在身上”，耿玉琨的口鼻被风沙呛住透不过气来，身体开始抽搐。“老赵脱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头上，随后他也把头伸了进来。”耿玉琨回忆，一个小时后，风势弱了下去，两人钻出衣服，发现身边沙丘统统不见了，“一具被岁月和风沙残蚀的骨架，显露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他们遇到过几十次。“当然害怕。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我们是考察，不是冒险。”耿玉琨夫妇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但那种向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还有没走过的丝路地点，我们就渴望前去，在做决定时，我们往往想的是可能而不是危险。碰到了，想办法，但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环塔”归来，已是1978年的除夕。耿玉琨夫妇到达敦煌，敲开了常书鸿的家门。常书鸿的夫人说常先生刚喝了中药，在里屋休息。耿玉琨急切地说：“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画了很多画。”“你们的画呢？拿来我看看。”“哗”地一声，常书鸿撩开门帘，迫不及待地问道。常书鸿不知道那些画离他家还有二里地远，耿玉琨夫妇返回去抬着画来到常先生家。常书鸿高兴地一张张看、一张张点评。“我们感动得不得了啊！”讲起这一段，耿玉琨双手合十，对前辈的知遇之恩满怀感激。
常书鸿告诉耿玉琨夫妇，自己此前一直想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因为身体不允许，最终没有成行。“真羡慕你们，你们是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第一批画家，美术史应该给你们记上一笔。以后你们就走丝绸之路，就做丝路画家。”
“丝路画家”，这给了耿玉琨夫妇极大的信心。他们下定决心，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绘画作为终生的事业。老师黄永玉也曾鼓励两人，“一条路走到底，抛弃身边的干扰，勇往直前。”
“踏遍丝路，画绝丝路”
十几次出行，短则数月，长则两年多。每次回来，川资耗尽、画具用光，换回的是大批画作。赵以雄曾说：“在史书上看丝路，只能看到隐约的光辉，真正踏上丝路，你才会对它肃然起敬，它有神奇的魅力，使你离去复来。”
丝绸之路上的很多遗迹受到风沙侵蚀、现代开发的破坏在迅速消失。“踏遍丝路，画绝丝路”的使命感，让耿玉琨夫妇成为马不停蹄的旅人。
耿玉琨和赵以雄在丝绸之路考察途中，身后是他们的自驾车。受访者供图
1989年秋，为全面考察丝路，耿玉琨夫妇自筹经费，买了一辆吉普车。从此，他们再也不用一趟趟地搭顺风车，骑毛驴，甚至抬着画箱步行了。
那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虽然跑不快，又费油，爱出故障，没有空调，灌风漏雨，但还算皮实——这成了他们临时的家，还有了一个昵称“银驹”。夫妇俩开车赶路，停车作画，大半时间吃住在车上。
路上，赵以雄像一个老司机，耿玉琨则像一个地道农妇。赵以雄负责开车，耿玉琨负责记路、问路。有时候她跳下车时不小心摔个跟头，赵以雄担心她受伤，“生气得不得了”。
“银驹”见证了他们的万千惊险。1990年，从安多去当雄的路上，车坏了。赵以雄停下修车，耿玉琨找角度准备画速写，突然看到百米外有个东西猛地向她冲来。“这不是豹子吗？”耿玉琨转身狂奔。“赵以雄——快上车！”她边跑边喊，速写本飞了，鞋子也掉了一只，两人同时钻进车。刚关上门，听到外面“砰”一声，扭头一看，一只雪豹扑到车门前。雪豹围着车不停打转、扑门，“银驹”左摇右晃。绝望中，一辆大军卡停在他们面前，豹子吓跑了。下来三名军人，问过事情缘由后，帮他们修好了车子。
去拉萨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老伴害怕她在睡梦中缺氧“睡过去”，不时叫喊：“耿玉琨！耿玉琨，你还活着吗？”“活着呢。”耿玉琨应声。
路上老伴的一句话，让耿玉琨“终生难忘”：“你要是在这条路上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副驾座上，继续把丝绸之路走完，再带你回家！”
吴冠中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评价赵以雄和他的作品：“当我每次见到赵以雄风尘仆仆地从原地背回大捆大捆的油画时，心里是感动的。是同情他的‘苦’吧？是的，不过吃苦是意中事，是自愿。我感动的方面主要是他对艺术的真挚与虔诚；从他的画面上，我看到了实践者的感受、追求、探索、体会与想法……赵以雄的画朴实、坚实、厚实，表现的都是硬汉性格的顽石，没有被漫长的岁月剥蚀掉的顽石。他是在浩浩流沙中始终昂首不屈的硬汉！”
四耳不闻窗外事，两年只在壁画中
有人说，耿玉琨和赵以雄其实超越了画家的界限，他们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
耿玉琨夫妇曾在和田发现了许多洞窟遗址，却鲜见壁画，反倒有许多被盗掠的墙壁遗迹。为了考察新疆壁画，耿玉琨夫妇专门在1985年进行了一次壁画之旅，但看到的壁画却不多，也不够精美。
为什么同一条丝绸之路，在敦煌有那样举世无双的壁画，在新疆却少见踪迹？带着问题回到北京，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教美术史专家，又去考古所拜访相关专家，了解到经过历史上数次劫掠，新疆境内的壁画已所剩无几。
耿玉琨夫妇请考古所的同志帮助收集流散海外的丝绸之路壁画资料。拿到资料时，二人被那些精美、壮观的壁画深深震撼，反复翻阅，“无可救药深陷其中”。得知他们决定把这些流散海外的壁画临摹下来，考古所的专家瞪大了眼睛：“你们知道这项工作量有多大吗？”
冬去春来，四季交替，两人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临摹了1700张壁画。有时一幅壁画中有上百个人物；有时临一张大画，光画佛像衣服上繁复的线条与装饰就要用十天时间。“我们每天沉浸在古老的壁画世界中，庆幸自己获得这么丰厚的艺术滋养。几乎不知道窗外正在发生什么。”耿玉琨说。
耿玉琨的绘画作品《玄奘西游之一》。受访者供图
他们带着作品去画家叶浅予家中拜访。叶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一张一张仔细翻看，边看边呢喃，“傻子，两个傻子，只有你们才肯下这样的功夫，干这种事。”
常任侠也赞许他们的工作“功德无量”：“这是一套工具书，为研究西域壁画提供了最完美的资料。这种事外国人不肯干，因为需要功力又耗时间；中国现在也没有人干，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后，很多画家“卖画致富”，耿玉琨夫妇却沉迷于与戈壁瀚海、大漠流沙、冰峰雪岭相伴，与莽莽苍穹、千年史迹对话。他们拿着北京画院五六十元的工资，另外借助在沿途各地“讲学”“勤工俭画”，支持丝路之旅的开销。
而对于这些“过命画”，他们从未想过要出售，包括去日本办画展时，也拒绝了所有画廊老板。“很多人说我们挺傻的。但这么多年了，我们情系丝路，生活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好像没有那么多需求，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们也不是古板到绝不出售的地步，只是觉得这里一张、那里一张，就像分割了我们的血肉与生命一样，很不舒服啊。”
不远万里，寄来鹅毛
在耿玉琨的住所，墙上挂着一幅赵以雄画的王洛宾肖像画，不远处是王洛宾为耿玉琨夫妇手写创作的歌词，引出他们之间一段深厚友谊。
1978年，耿玉琨夫妇来到乌鲁木齐。一天晚上，他们正趴在窗前欣赏院中月色，稠密的无花果树将月光筛下一地碎银，钢琴的声音从树的那边传来，优美动人。两人相视一望，不约而同走下楼，循琴声而去。琴声从筒子楼里一间单身宿舍飘出来，楼道里弥漫着煤油炉等杂味，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到房门，冒昧地敲门。门开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汉出现在灯光里。“你是王洛宾？！”他们惊问。王洛宾笑了，点点头。耿玉琨激动地吟唱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耿玉琨夫妇与王洛宾（中）合影。
“我们从北京来，是北京的画家。”夫妇俩告诉王洛宾。
“我也是北京人。”王洛宾回答。
赵以雄说他在北师大附中上的学，王洛宾说：“我是北师大音乐系的毕业生。”他们越聊越亲密，谈老北京的前门楼、陶然亭、四牌楼、灌肠和豆汁，直到夜深。此后，他们成为好朋友。王洛宾来北京，每次都要与老朋友相聚，他常骑着自行车到耿玉琨二人家中，一聊就到大半夜。1989年11月底，得知二人即将自驾考察国外丝绸之路后，王洛宾在家中为二人举办欢送会，亲自弹琴，召集一群人共同唱响自己为耿玉琨夫妇作的歌——《一对天鹅展翅飞翔》：“一对天鹅飞向远方，飞向丝绸之路，捕捉友谊的芳香……”
丝绸之路上，耿玉琨夫妇一路领略大山大河大漠的风光，也收获了比风景更动人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
在伊犁果子沟写生时的一个早上，两人在招待所路边打太极拳，路过的维吾尔族老乡打起手鼓为他们伴奏，手鼓的鼓点越打越欢快，太极拳也就走形了。欢乐在空气中发酵，到处扩散、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