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生活、讲述人生，才是更好的？我们结合迈克尔·怀特的叙事疗法给出一些建议：
1.将问题和个人品性分开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类挫折，但不要将这些问题归因于自身的内部属性。因为当我们认定了这些问题来自内部，我们会将注意力引向自身，而脱离要解决的问题。
当问题与个人分开之后，我们就不必限制于自我认同的某些“事实”（比如，我能力不足），也不必担心某种“必然”。这不是为了逃避负责任，恰恰能使人承担更多责任。如果个人是问题本身，我们能做的就很少，而如果问题与个人分开，我们反而更能看清问题，用更多精力去解决问题。
2.将自己作为生活的协调者
相比于内向性理解，叙事疗法更提倡“意向性理解”，这种方式让人们在生活的困境中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协调者、斡旋者的身份。我们面对的一件件事，并不是为了定义或检验我们的内在属性，而知是需要协调和解决的事件。
当我们在某件事上失败了，这意味着这一次我们没能协调好，需要思考如何改善，并不是将之作为自己无能的又一次证明。这种理解会增强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人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喜欢去推动人生的改变，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赋予生活意义。
惊奇队长对于自身情绪的接受，就类似与这个过程。她不必将自身的愤怒当做情绪化的表现，她感到愤怒只是因为她身处需要自己去愤怒的场合。这样，愤怒不仅是要被否定的，反而是应该表现的状态。
3.重塑对话，认识自己的更多面向
或许有人会说，意向性理解有些像过于乐观的自欺欺人，其实并不是。面对失败时的自己，与面对成功时的自己，确实不太一样，但我们不必将之总结为一个固有的自我身份。
“重塑对话”（Re-membering conversation）恰恰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们的身份认同并非基于一个核心自我，更像是一个拥有数个成员的生活协会。换句话说，我们自身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个不同的自己，有时是勇敢而鲁莽的人，有时是胆怯而细致的人，有时是聪明而骄傲的人，有时是愚笨而随和的人。
所以，在重塑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发现更多的自己，同时提供一个机会，去修改生活协会中各个成员的级别。我们可以尝试去尊重那些被自己忽略的成员，降低某些成员的权利，从而形成一个更灵活、更有适应力的多面向的自我系统。
在卡罗尔重获的人生记忆中，既有不断挫败的自己，也有挫败后又奋力站起的自己，而她在最后更愿意拥抱了后面的，远离了前面的，这恰恰是她能觉醒的重要变化。
4.寻找外部见证，巩固全新的自我
为了让重塑对话后的身份认同更加稳定，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进行巩固，比如我们可以寻求特定的外部见证人。我们在他们面前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他们会做出某些回应，讲述这些故事中的哪些部分对自己有吸引力，让自己联想到什么，自己有什么体会。
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的生活通过见证人的眼光得到一次新理解，我们也与更多人发生了联系，可以更好地面对困境。当然，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选择这样的见证人，可以寻求叙事治疗领域的心理治疗师进行帮助。
卡罗尔在重获自身记忆的过程中，她当年的好友不仅是部分记忆的提供者，也是这样良好的见证人，为卡罗尔拥抱那个不断反抗与奋斗的自己提供了巨大支持。
当然，我们只是平凡人，无法像卡罗尔一样完成她向惊奇队长的华丽变身，但是她从寻找记忆到获得全新自我，正好是一个重新叙述人生、调整理解模式、进行重塑对话的过程。
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每个人或许都有着一个被遗忘的真实自我等待被寻找。这样的自我不是按照别人的想法而成长的，而是出自内心真实的渴望，当我们朝向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是开心和自由的，不会有受限之感；
这样的自我也不是固定不定的，它是我们自身与别人、世界之间的协调者，拥有充足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自我是多个面向的、灵活的，能将问题和自身分开，努力寻找解决之道。
找到这样的自我状态，达成这样的身份认同，是漫长而艰难的，但我们在调整生活叙述的时候，就已经在朝向那个终点。
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心中最渴望的样子，完成了自己的超级英雄之旅，走上了更加自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