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地球仪歌词寓意,五条人地球仪歌词表达的意思

■潮汕音乐人群像③

转动一个地球仪，五条人从火锅桌上来到海边。五条人微博1月7日发布的广告视频用了新歌《地球仪》的概念，即便是商务亦有着强烈的五条人风格，配的文案亦不含糊:“今天的问题，从前的答案，未来的美梦，昨日的烦恼，所有问题和答案相遇都是美好的瞬间。”

2004年，仁科离开汕尾海丰坐6小时的大巴到广州找同乡茂涛，那时候茂涛拥有一个四条人的不成形乐队，仁科加入之后有了五条人。5个人的五条人从未真正演出，但五条人这个名字被保留。目前，五条人的成员为主唱兼木琴阿茂（胡茂涛）、主唱兼手风琴仁科（许昌锄）以及鼓手苗长江。2020年，五条人参与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在第一期被淘汰，即兴表演2次，淘汰3次，返场4次，最终走到决赛拿到第二。

监制：严亮 策划：达海军 廖奕文 唐楚生 南小渭 统筹：苏仕日 辛均庆 采写：肖燕菁

1 走进摄影棚

“采访15分钟够吗？”

“30分钟可以吗？”

“20分钟吧。”

“嗯好。”

笔者与五条人的经纪人在微信上利落地商定了五条人的采访时间，像两个知根知底的商人在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

交易的是时间。如此紧张的采访时间对于大部分独立音乐人来说是少见的。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之前并非籍籍无名，他们巡演、出专辑、与艺术家合作、参与央视纪录片的拍摄，但那样的声量与主流视频平台的S级网综比起来仍然是两个量级。

五条人在哔哩哔哩跨年策划中，用“猛虎下山”形容自己的2020年。2020年7月25日晚，《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开播。穿着人字拖、操着一口南方口音普通话的仁科和阿茂走进大众视野。

的确是猛虎下山。这是一头斑斓又生猛的老虎，从华南的原始森林中走出，北上京城，连同背后那一片万物生长、自由放歌的丛林一起带到了北京大厂的摄影棚。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是法国哲学家居伊·得波在《景观社会》的开篇。得波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理论以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对景观的建构为背景，如今仍然适用。

综艺时代，摇滚、街舞、诗词、戏剧，一切艺术形式都可以放进棚里，配上花字，植入广告。《乐队的夏天》制作方米未传媒的创始人马东在第一季邀约二手玫瑰乐队时曾说，“轮也该轮到摇滚乐了。”这是站在市场角度的考量。独立音乐引入网综需要勇气，没有参考，效果无从知晓。米未传媒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调查，请到了新裤子、痛仰、刺猬等乐队。那些自带锋芒的音乐人对于大众来说是新鲜的，第一季基本实现口碑与流量的双丰收，头部乐队商业价值陡增。

“野孩子和五条人捍卫了乐队们的气场、个性和人的温度。其他乐队捍卫的主要还是奥林匹克精神。”音乐自媒体人迟斌对《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发表观点。

挂着红色塑料袋logo的大幕拉开，手风琴声缓缓流出打个招呼，仁科和阿茂一边向后转去，后方的鼓手长江吐出一口气身体前倾，鼓槌停在上空——仁科起了《道山靓仔》的音——临场换歌，没有迟疑，另外4名乐手几乎瞬间做出反应。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让先前准备好的灯光舞美失效，之后的谈话环节，仁科奇妙的语言节奏打断了马东主导的访谈思路，设定中关于音乐与创作的问题被他一句“有空打电话给我”结束。

踏着南方夜色来的五条人闯进以北京为中心的摇滚乐惯用叙事，背后飘着红色的塑料袋，说“我们宁愿土到掉渣，也不愿俗不可耐”。之后的热度与此前的作品证明他们是有能力做到的。

作为这一季《乐队的夏天》中流量最大的乐队，五条人面临商业演出、广告是必然的。许多乐队在面临商务时呈现出水土不服，当然有观众欣赏这种艺术家的窘迫与尴尬，但五条人选择的是另一条路。

“我其实没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活儿。如果为了钱，干完就走了，我不会，在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把它看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尽量从中理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会观察导演的工作，跟其他演员聊天，听他们的经历，这些都是收获。我不是卖给别人10小时，这10小时我全盘收回，都是我的经历。”仁科和阿茂与演员文淇拍了一个手机广告，致敬《重庆森林》《布达佩斯大饭店》《*死比尔》三部电影。“文淇妹妹眉毛都在演戏。”仁科说得认真。

在谈话节目上和康姆士乐队的永驻合伙起来骗过马东；在广告拍摄现场读作为道具的巴迪欧《何为真实的生活》；和《十三邀》的主持人许知远交换人字拖……五条人拥有反客为主的才能，且让场面圆融，不砸场子，也不委屈自己。

但这样的他们是否从影像创造的表征中逃脱呢？

得波悲伤地判断，景观将是“永远不落的太阳，它覆盖着世界的整个表面，永无止境地沐浴在自身的荣耀中”。

观众热情高涨地打捞五条人回舞台，也不过是在资本的池子里翻腾出预料之中的水花。真人秀在“真人”与“秀”之间寻求着平衡，打造一出出愈发精妙的戏剧。五条人的随性而至，所有的临场发挥，连同他们的音乐本身及其背后的海丰故事、石牌奇情一起进入到这个影像时代的狂欢中。

2 出海丰记

绕不开的海丰。

在《乐队的夏天》之前，“海丰”与“民谣”是五条人身上两个主要的标签，“海丰”粘得尤其牢靠。

书写脚下的土地是古今中外创作者常常选择的路径，艺术作品自成一个星球，有其山川河流，都市原野。文艺爱好者们借由作品构建自己的精神地图，日后的某一天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比对。

在五条人之前，海丰是“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里顽强剽悍的民风，是彭湃烧掉田契时那一把自断来路的火。

“哎，朋友/你迈问我/有无听过，海丰的汽车、摩托车声/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得惊了。”在海丰县城的街头，梅二深刻体会到《踏架脚车牵条猪》中的场景。顶楼马戏团乐队的贝斯手梅二是一名上海青年，与五条人同样作为使用方言演唱，听到《县城记》觉得特别好，于是去了一趟海丰。“到了海丰才知道他们唱的是真的。”

能发出声音的交通工具都在按喇叭，商店里的音响抢占着人们的耳朵，城市的建设对撞农村的秩序，工地的粉尘混合农田的土壤。一些五条人的歌迷抱着圣地巡礼的心情来到海丰。县城出身的来到海丰转一圈，发现这里和自己的家乡并没有什么不同，部分来自城市的文艺青年试图感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海风味道，但多是失望而返，感慨县城没有美学。

仁科说，离开海丰后才知道全中国的县城都一个样。五条人音乐中的社会样本显然切中了人们对于“时代巨变下的人”这一命题永恒的关注。

县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撕扯，没有摩登都市也没有桃花源，撕扯出血淋淋的故事和活生生的人。娶不到老婆的阿炳耀，儿子在广州上大学的李阿伯，县城故纸堆里的陈先生和红色往事，五条人一同翻个底朝天，写成歌兜进两张专辑，然后坐6小时的大巴来到广州的城中村，头也不回。

2015年，民谣批量生产的时期，南方、北方和姑娘、流浪成为最热销的标签。五条人在那时候签约摩登天空，推出《广东姑娘》这张专辑，普通话歌曲数量增加，几乎毫不意外招来评价——五条人为了商业妥协了。但在“过期流行歌”的表象下，五条人依然不自觉观察社会，叙事能力依旧强大，只是霓虹闪烁，夜色迷人，风尘仆仆的小镇青年进了城，那就看看城里的月亮。

以广州城中村为背景创作的《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有发廊里相互取暖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有工厂日夜不停碾压青春的机器，有天桥下卖盗版碟的老赵。

面对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的现实窘迫，五条人选择为他们在歌里创造出一个超脱日常苦闷生活的浪漫世界：在晚上让他们骑摩托车去兜风，让年轻朴素的女孩子带上面纱，让在工厂上班的男孩子全力爱上一个叫做“美丽”的女孩子。

《南方人物周刊》评价五条人“用草根的底色和精英的话术聚拢割裂的生活”。与五条人多次合作的设计师胡镇超认为，“他（五条人）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是当事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用很江湖的一套输出价值。”“知识分子”是五条人极易被忽略的一面。仁科与阿茂两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是早期贩卖打口碟，抑或是后期成为音乐人，他们一直与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关联。从访谈中亦可窥得二人持续进行大量的书籍与电影补充。

海丰到广州，民谣到摇滚，配置不断升级，五条人游走在精英与草根、先锋与本土之间，中间填充荒诞的想象与浪漫的音乐。

从线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当然是在前进的，但有些人被折叠在角落里，有些在圈层的边缘被离心力甩得很远。

有人用“新闻民谣”来形容五条人的音乐。音乐是极端个人的表达，新闻追求客观——为何人们在音乐作品中感受到真实？

五条人的下笔极端克制，极少抒情，但依然能感受到音乐背后的悲悯与关怀。《初恋》的动机来自真实故事，一辆白色厢式货车撞上高架桥，起因是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想到了他的初恋。那位女孩没等到司机事业成功嫁为人妻，他后悔当初离开家乡。《初恋》拥有和煦温暖的旋律，歌词也基本照搬新闻平铺直叙。阿茂收起平时常用的怪腔怪调，认真唱完整首歌，最后告诉大家：“嘿，我的朋友，祝你一切顺利，生活愉快，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升起来。”

3 地球仪

2012年发行的《一些风景》是同名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欢快的器乐起了3分多钟后，手风琴开始慢慢讲一个故事：“我在路口碰见一个老盲人/他说他的眼睛在14岁看不到了/但是最美的风景已经在他的脑海。”

没有身居高处的怜悯，也不是天真的感慨，《一些风景》中是对生命与美的巨大感受力。五条人真诚地相信，那位老盲人14岁时就看过最美的风景。

手风琴是个奇妙的乐器，乘兴而起，似乎没有来处也不会结束，像是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黑猫白猫》中那一场盛大的派对。故事结尾，主人公上了驶向远方的船，手风琴还在继续演奏，生活也还在继续。

“咱们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洲钓鱼。”歌词出自五条人发行2012年发行的《一些风景》中的《世情》，英文译名为“about life”，直译回中文即“关于生活”。

这首歌不属于五条人的作品中传唱度高的那一批，发行时间上也称得上久远，但五条人把这首歌带去了2018年葡萄牙的巡演，录进了现场专辑《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中。

在葡萄牙的巡演现场，仁科特别请贝斯手牛河用英文解释了这首歌的背景，“The next song is about a young boy working in a factory,he always want to see around the world,maybe about Paris,French,Portugal,but in the end,he still working in the factory,that’s the story means.”(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年轻男孩，他一直想去看看世界，可能是巴黎、法国、葡萄牙，但最终，他还是在工厂工作。这是这首歌想要讲的故事。)

在重新上传的现场版本中，五条人在歌曲介绍中写道：“如今，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巡演版图扩大到了国外，却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可能的另外一种命运——留在老家终日为三餐奔波，接受残酷的现实。”

仁科写小说，去年太忙停了一段时间。“我有很多话要说，但不是像我和你这样沟通来聊一些很清晰的问题，很多东西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2017年，仁科在朋友圈看到朋友邵晓黎发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发光的地球仪，于是想给自己在杂志《冯火》上连载的小说以此写个结尾。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城中村，没头没尾的故事最后是这样一段话：黑暗中，那个地球仪，越转越亮。突然一霎那，我想，如果我小时候能有一个地球仪，一个会发光的地球仪，那我的人生轨迹绝对不一样。瞬间明白了命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五条人走进人们视野中带着“方言乐队”的属性，但转动世界这个“地球仪”的设想或许很早就有了。仁科在海丰的书店里看《故事会》的时候，世界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阿茂之前的愿望是当一个导游，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去年应该会有长时间的出游。

“以前我家里会贴一个世界地图。因为我很喜欢地球仪，很喜欢地图。”仁科有个坏掉的地球仪放在了排练房，新歌《地球仪》的封面是一个最常见的蓝色地球仪，印度洋的中间趴着一只苍蝇，最外层的塑料膜已经起泡，背景是黑色的塑料袋。

“鱼儿变成威士忌，土地贫瘠，骆驼在哭泣/我将威士忌洒在沙漠里。”以《地球仪》为标志，五条人的音乐正式进入“中国迷幻摇滚土特产”时期。荒诞趣味与深情浪漫，全都倒进威士忌里，打乱在时空中，五条人呈现出更大程度的自由。创作于2018年的歌曲《食醉狗》在2020年8月发行的版本中加入了前卫吉他手李剑鸿的电吉他，仁科将其喻为“生命之水”（96度的蒸馏酒伏特加，是世界上已知烈度最高的酒），极尽迷幻，仿佛可见醉汉蹒跚前行，一步一口酒，明暗交替、时空错乱。

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批音乐人大多受打口碟滋养，许多热爱音乐的少年因欧美大牌乐队而爱上摇滚乐。“你要听更多，唯一的办法就是当老板。”阿茂高中毕业后冲向“打口天堂”的广州，之后开始卖打口唱片。卖钱的当然是流行歌手的碟，但那些小语种音乐，拉美音乐、吉普赛音乐、阿拉伯音乐由于边缘和独特也一并被阿茂收入。“打口天堂”里存在着音乐的无数种可能。之后，实验音乐、先锋摇滚、爵士音乐一同进入阿茂与仁科的世界。

走鬼生涯，即兴人生，五条人永远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

疫情期间，五条人上半年没有工作。仁科和朋友们住在一个农场里，农场里有两头牛、一只鹿和许多只鸡。新闻里是庞大且厚重的消息，仁科看新闻，也看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的作品游民三部曲。

“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疫情）印证了我的想法，生活是建立在波动之中的。我们老是想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恰恰生活不是，因为你身处的空间，就是一个球，一个球在围着太阳转，本身就在运动。”仁科说。

特写

世 情 阿 茂

从阿茂身上，可以看见五条人音乐中对人的关怀，以及总体状态上的成熟。无论他们在名利场或者是乡野间，总会是“世情”的。

现场演出显然是阿茂更愿意接触的场景，相比在综艺节目、商务直播、各类访谈时的平和寡言，阿茂在面对舞台时保有充分的热情与投入。

《阿琳娜》是阿茂主唱的歌曲。在汕头站演出时，他们做了改编，朦胧迷幻的梦境变成舞步不停的Disco舞厅。演唱此曲时已到当晚演出的尾声，阿茂兴致正酣，颀长瘦削的身子在舞台上舞动，拿着连线的话筒跑了满场，在炫目的灯光和音乐的鼓动间拉扯着唱出被酒精浸透的歌词。2020年11月的晚上，一曲完毕，满头大汗。

即便如此，阿茂还是不忘向外援的萨克斯演奏者走过去道一声谢。从他人的评论中可以大致看到阿茂的为人处世——“像个大哥”“考虑周全”。当天演出结束后，前鼓手的女朋友意外来到后台，阿茂立即认出，摘下墨镜，从椅子上站起向还没反应过来的仁科介绍。

阿茂眼窝深，脸上时常挂着微微的笑，年轻时显得和煦温暖，如今自带悲悯之色。唱起歌来又是另一个样子。《道山靓仔》讲的是少年古惑仔，唱到“天啊天乌乌，欲啊欲落雨”，他歪着头，腔调像是把声音从地上拖起又拖进七转八弯的狭窄巷道，极富表现力。阿茂身上有老派的风度与周全，也有南方不动声色的生猛，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好似老港片中下一秒就能切人手指的堂会副手。

阿茂一开始不愿意上节目，最终被仁科说服，但墨镜还是摘不下来。以墨镜大概能区分阿茂心中的自己人和外人，更放松的环境、更熟悉的人，哪怕灯光刺目也没关系。《十三邀》去到广州阿茂待了十二年的居住区拍摄，阿茂带着许知远，问候小超市老板的哥哥，用白话和正在打牌的联叔说“要赢了啊”。阿茂在广州感到自在，这个当初觉得大的城市他现在融入得很好。

《乐队的夏天》后，他们的行程排得很满，阿茂说：“我们现在是吉普赛人。”去了趟音乐人扎堆的北京，阿茂还是喜欢广州，“我就代表我，我肯定喜欢广州的。”

亚热带城市总归不那么残忍，比起宏大的叙事、摇滚精神的野心、前仆后继的梦想，温暖的气候总还能让一些游走在生存线上的人感到生活的希望。

阿茂今年40岁，清楚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如今的访谈中，阿茂一般安静地听着仁科说，偶尔补充，应和几句表示肯定。早年间的采访，阿茂一直是说得多的那个。

“相信交流是有意义的吗？”面对这个问题，仁科想了一下说：“我相信有意义。我觉得还是要聊。”阿茂没有回答，当晚的采访，他重复了几次“今晚你看到演出就行了，关键是live（现场）”。

参考：正午故事《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南方周末《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南方人物周刊《五条人：人间及格》，音频节目八分《五条人×梁文道：我们为什么对荒诞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