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特瑞·吉列姆的神话情结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他早年是轰动一时的系列喜剧片《巨蟒》（Monty Python）的动画指导，而《巨蟒》的拿手戏便是以现代意识来解构大家熟悉的神话故事。例如《巨蟒和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调侃亚瑟王与圆桌武士的神话，《巨蟒在布莱恩的生活》（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则将圣经里耶酥的故事加以戏仿，结果在英国因遭宗教组织的抵制而被禁演。以吉列姆本人而言，他成为导演后的成名作《时间强盗》和而后的《吹牛男爵的冒险生活》（Th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都是纯粹的神话题材，而到了《渔王》一片，已然将神话故事不着痕迹的融入剧情，并探讨了神话与现实生活的同构性。《十二只猴子》比以上诸片更进一步，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虽然全片只借蕾莉之口提到过一次卡桑德拉，除此以外与希腊神话看似毫无牵连，但是无论情节，人物还是气氛都象足了经典的希腊悲剧，俨然一部索福克勒斯的大作。我第一次看此片时并没有觉察到，但到了第二、第三次，看到关键处却每每想起《俄迪浦斯王》和《美狄亚》。遍观当代影片，恐怕只有安哲洛普罗斯《尤利西斯的凝视》一片可与之等量齐观。吉列姆能借最现代的时间旅行来表现最古典的“悲壮”之美学境界，不由人不由衷叹服。
然而时间旅行的奥妙还不止于此，“未来就是历史” 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假如我们任意截取科尔被*前的一个时间横断面，那么，对此时的科尔来说，他被*这一事件到底是未来还是历史呢？答案是：既是未来，也是历史！一方面，科尔此时还没有被*，因此这无疑是他的未来；另一方面，他6岁时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6岁时发生的事又应该是历史才对。既然自己的未来已是历史，我们不禁要怀疑到底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意志？这恐怕也是时间旅行不得不面对的悖论：难道参与时间旅行者都是失去自由意志的傀儡？所以当科尔绝望的说：“我希望未来是未知的”时，我几乎能嗅到其中的酸楚。
当然，这些问题影片并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它只是提出问题，而根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正如我们将谈到的，看似复杂的时间旅行仅仅是冰山的顶端，海面下的一切将随着对影片的反复观看而逐一显现。
宗谱学真正的作用在于为那些不连贯的，不可靠的知识提供根据，从而反驳那些以真知和所谓组成科学及其对象的主观的想法的名义来过滤、整理、组织他们的统一的理论体的声称。——米歇尔·福柯《权利与知识：福柯访问及著作选集》
如果《十二只猴子》仅仅停留在对个人命运的感伤上，它无疑还是一部优美动人的电影，但绝不能让我如此疯狂的顶礼膜拜。与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如《终结者》系列，《回到未来》系列等相比，《十二只猴子》的编导无疑具有更为敏锐的哲学嗅觉。
从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者往往都重“共时”(synchronical)而轻“历时”(diachronical)，对他们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是时间的函数，只有将时间钉死才能放心地探讨该系统的内部结构以及由“差异”所产生的意义。而一旦放开时间这个变量，整个系统就会乱了套。用术语说来，就是所谓的“时序倒错”（anachrony）。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所谓“意义”，“真理”都只是由位于某个时间断面的系统发出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根本上动摇了相信科学真理，相信社会进步的启蒙主义理念。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是沿索绪尔的思路从系统内部解构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思路，通过时序倒错的手法将不同时间的系统元素拼贴到一起，同样可以达到解构的目的。而时间旅行就是这样一柄能划穿真理之幕的利刃，它使我们意识到，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一旦脱离了当下的社会系统，很多“真理”都会显得滑稽可笑。事实上，“巨蟒”系列喜剧的卖点就在于此：让一群现代人穿上古代服装去演绎古代的故事，再庄严神圣的话语在其插科打混的伦敦脏话中都消弥于无形之中了。《十二只猴子》的编导显然是意识到了时间维度对真理的解构作用的。听听布拉德·皮特扮演的杰弗莱怎么说：“以细菌为例，18世纪时它还完全不为人所知！没人想象得到这样的东西——总之没有正常人想得到。”
导演是不是在暗示细菌，或者说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呢？没那么简单。一方面，杰弗莱只是指出，对18世纪的人们来说，细菌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我们20世纪的人来说，无疑细菌又是存在的。那么是谁掌握了真理？我们掌握了我们的真理，他们掌握了他们的真理，因为并不存在脱离时代的真理。如福柯所言，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些当下的，松散的，不具普遍性的知识。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杰弗莱是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片中的，他口中的话又有多大的可信度？这就是导演的狡猾之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又会发现“疯狂”这一概念在片中同样遭到了无情的解构（见下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福柯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科学史学家冈奎莱姆（Canguilhem），他开拓性的思想对福柯影响甚巨。冈奎莱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史上“真”与“伪”的界限之所以处于不停的变动中，是因为人们总是从当下的科学认识出发来书写历史。一旦当下的知识发生变动，科学史便得重新书写。换句话说，便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源自克罗奇语：“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编者按）；如果把历史放到历史本身的框架里去理解，那么细菌在18世纪又何曾存在过呢? 一百年前看似坚如磐石的科学真理，如今看来却是破绽百出；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从一百年后看现在的科学知识，何尝又不是破绽百出呢？虽然我们只能从现在回望过去，所幸还有幻想的翅膀带我们离开地面，让我们得以俯视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无法看到的种种地貌。时间旅行无疑就是这对代达罗斯之翼，使人们能够通过幻想获得解放。
深具艺术气质的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曾区分过纯粹的幻想与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艺术再现。幻想所具有的超脱魅力是普通的临摹现实之作不能比拟的。如同在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布廖夫》和《镜子》中反复出现的热气球，带有幻想色彩的艺术是所有为重力束缚者的福音。在瞬间的飞行中我们暂时失去了历史的重力、意义的重力和道德的重力，并且籍此首次意识到“重力”的存在。让·鲍德里亚在《末日的幻象》中更进一步指出，如果飞翔的速度超过第一宇宙速度，我们就会摆脱重力的束缚而进入太空，进入真正的虚无。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身处的现实已经提供了这个危险的加速度，而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否则，如何解释作为幻想之极致的科幻文学在当代的流行？我们还有对幻想的渴望足以证明“地域”与“地图”还没有合而为一。
而幻想文学，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无论是《十二只猴子》中的时间旅行，《基地》里的心灵历史学，亦或是《让我流泪，警察说》里能使时空变幻的毒品，它们提供的不是对科学技术的前瞻，而毋宁是一种反思现实的维度。
你知道什么是反常吗？反常就是“多数定律”。——《十二只猴子》中杰弗莱·曼森的台词。
受冈奎莱姆《常态与病态》一书的启发，福柯写出了《疯癫与文明》。在福柯看来，理智与疯狂之间并没有一条永恒不变的界限，相反，这条界限随时代的变迁而偏移不定。在1600年以前，欧洲还没有精神病院，疯子们自由的在大地上游荡----那时作为社会的“他者”而被排斥的是麻疯病人。尼德兰画家波希（Hieronymous Bosch）的名画《愚人船》便是其最好的写照。巧合得很，虽然《十二只猴子》的导演特瑞·吉列姆从未承认看过福柯的著作，但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他的电影在构图上深受波希、老布鲁盖尔（Peter Breugel the Elder）和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启发。我们只能凭推测来想象波希画中那些古怪痴迷的疯人形象到底对吉列姆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疯狂”作为一个主题在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则是不争的事实。由《巴西》到《渔王》再到《十二只猴子》，吉列姆对疯狂的描划愈来愈具穿透力，而《十二只猴子》几乎可以作为《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的脚注了。
来自未来的詹姆斯·科尔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一，他没有任何证件证明其身份；其二，他口口声声说世界会在1996年毁灭。换言之，科尔的“症状”并非生理性的，而在于其与现实秩序的抵触。精神病院乃是维持社会合理化（justification/rationalization）的一条支柱，是所有远离社会理性内核之他者的归宿。“精神病人”往往是新时代里的女巫和卡桑德拉，想想梵·高、尼采、荷尔德林、克莱斯特、海子，乃至贞德……而如片中蕾莉博士所说：“我们所深信不疑的是现在被当作真理接受的东西，不是吗，欧文？精神病学——它的最新的信仰，就象牧师一样——我们判断对与错，反常与正常。”
或许比《十二只猴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阿根廷幻想影片《面向西南方的人》：一位睿智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病学试图将一切异象都加以合理化，纳入理性的疆域，于是便有了蕾莉所谓的“卡桑德拉情结”(Cassandra Complex)。在蕾莉煞有介事的将科尔的“症状”加以归纳梳理，并安上一个机智的标签的同时（明显是对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Oedepus Compus）和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的讽刺），作为个体的科尔已然如某纲某目的昆虫般被灰色的科学话语所吞没了。
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电影。电影不过是一面银色的镜子，镜中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吉列姆因《巴西》一片被很多人称为银幕上的卡夫卡和奥威尔，然而《巴西》的开头说什么？“二十世纪某地”。他拍摄的不是未来，而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我们这时代烙印的“或然世界”(alternate world)。《巴西》如是，《十二只猴子》亦如是。不信你打开google，输入关键词“精神病院”，一连串如“一法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变迫害工具”的字符便应声而出，触目惊心。最有意思的是一篇名为《精神病院随想》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其最大的感想便是“对精神病的诊断，到目前尚没有客观的标准”。真是黑色幽默到了极点。
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对电影的解读，那无疑又中了导演的圈套。《十二只猴子》是一部最彻底的反意识形态的影片。所谓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就是两分法，如迫害/反迫害，疯狂/理智，未来/现在，诸如此类。而《十二只猴子》更象是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费尔德（Greenfield）笔下那幅变幻莫测的画，时而是道貌岸然的贵族画像，时而是阴森森的骷髅头像，差别只取决于不同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