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余杏仙爱情所遭受的阻力时也是较多借助镜头语言。先是“小丈夫”易少伟从中作梗将炳哥送其的戒指藏起来，他的第一次捉弄属于年少顽皮；第二次阻拦则是他听到他们的谈话后感受到这位”姐姐“即将要抛弃她后内心感到失落而主动捉弄。6岁的孩童尚且不懂他们之间的这些婚姻与爱情，因此显得悲凉又透着几分荒谬，此时影片的反思意味更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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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塑造上，电影中的主要角色都是复杂、立体的普通女性。她们的精神力量没有被有意识地拔高，创作者也并没有选择放大角色身上的某些特征与品格。本片的感人之处体现在对最真实、不加美化的人性人情的体现。
余杏仙并非是银幕上经常出现的那类典型的反抗封建的标杆式女性，五娘也并非是思想受到封建荼毒而显得愚昧不堪的老顽固。即便是代表着庸俗、落后、腐朽的“反面人物”也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他们身上拥有的只不过是人性本身的美与丑。
余杏仙（丛珊饰）身上有传统的一面，她是封建礼教下成长下来的一名普通女性，对家庭、爱情、人生的理解跳脱不了小农思想与传统女性思维。电影在这方面无意拔高，是故，她不希望丈夫做官做生意，认为这些都会使人污浊化，她只希望丈夫诚实稳重、讲究孝道、重情义。她对炳哥的爱更多是出自人的天性本能，对传统模式下单纯美好感情的向往，尚未达到要挣脱封建枷锁、反抗吃人礼教的程度。而她对包办婚姻下夫家的难以割舍不仅仅是因为朝夕相处中培养出的感情，还在于她从个人意识上并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想过于这种生活方式做决裂。这种“去模式化”也是影片人物塑造上的最大特点。
直到解放后曲同志的到来，她拥有更强大的胆识敢于反抗这种畸形婚姻，但这仍旧是因为她内心深处对美好情感的追求与渴望、她骨子里有种韧劲儿。无论是《牧马人》中的李秀芝还是《良家妇女》中的余杏仙，丛珊的气质中总是带有一种倔强，这种韧劲决定了她塑造的角色终究是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
余杏仙的26岁年轻婆婆五娘是“童养媳”模式下的悲剧，多数时候她目光灰暗、神色呆滞，仿佛是被几千年的陈规陋习压弯了腰、磨垮了意志。正当观众以为这是个深受传统思想坑害的角色时，电影却展现了她的另一面。她性情通达、对杏仙百般体恤。结尾她同意杏仙离开家庭并送上手镯以示祝福时，达成了二人的“和解”，这类似于谢飞的《香魂女》里香二嫂对环环的释然，却又不尽相同。本片中张伟欣饰演的五娘从始至终都是看透了这种悲剧，只是她深埋于心，无力反抗，只得默默承受。
余杏仙对婆婆是同情的，兼有相似命运的同病相怜；对“小丈夫”的感情更多是姐姐对弟弟式的宠溺，这些都是建立在他们之间真实的情感互动基础之上的，因此显得真实可信。他们是她幸福生活的羁绊，但她对他们之间仍有微妙的情愫，这体现出了现实生活中生活自身的复杂性与真实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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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震撼人心之处无外乎其对于人性的强烈礼赞，而这又是借助于对意象的强化运用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