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贵东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三毛在《如果有来生》里刻画了一种极其富有未来诗学想象的假定性美好。只不过现实的骨感远远超越人们的内在想象力与生命感知力，以至于电影成为诠释善恶的一面镜子。确切地说，曹保平执导的电影《涉过愤怒的海》正是这样一部切开现实剖面，并极尽流露出人性蛮荒的现实主义力作。电影犹如一把利刃砍向了“爱之关怀”的暴力谎言，刺穿了原生家庭钩织的“救赎之网”，也在二元对立的人性矛盾挣扎中，上演了一出充满家庭伦理纠葛的情感追逐大戏。不过，令人窒息的也恰恰在此，散场后电影院里充满了无声的呐喊与无力地挥舞，而这些似乎已经跃过屏幕，达成了戏里戏外“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互文映照关系，仿佛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多次谈及对“爱之权利的捍卫”。甚至，巴迪欧明确提出了“爱是一种真理的建构”。尽管，从现实的层面而言，我们不得不在动荡的生命体验中，直面狼奔豕突的生活常态，爱的凋亡已然成为某种可能，不过，这并未阻挡人类凭借“命运共同体”的勇气捍卫爱。正如巴迪欧所阐释的那般，“爱”所代表以及被赋予的内涵来自“二的超越”，即爱不是“一”这个层面的占有与支配，更多时候应当是理解差异性后的共同生活创设。在这个意义上，《涉过愤怒的海》披露了一种有关“爱的暴力”的关怀结构。黄渤饰演的父亲老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争者形象”。从表面看，他的生活、教育、家庭乃至于父爱的一切都无法摆脱个体生命的自我挣扎，他出海捕鱼不仅需要与恶劣天气相争，还要拼尽全力地护住仅有的求生之本。老金的形象像极了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只不过与圣地亚哥自我抗争、勇敢不屈的精神有所不同，老金拼搏的这一切最终成为了有关“爱的暴力”的输出口，而正是这种与天地相斗，与人情相搏的人生际遇，使得老金在寻找女儿死亡真相的过程中，为观众带来了强有力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颤。荧幕面前是一个傲慢、无助但却饱含不解与自我怀疑的父亲形象，但老金本身就是一只囚困于传统道德牢笼的困兽，带着先天性的镣铐，当然无法自由起舞。在东亚家庭的世俗眼光中，很难说老金的父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之关怀”，但这种所谓的爱被填充进了一种“虎父”式的压迫与绝望。实际上，对于女儿娜娜来说，这种充满暴力轮廓的爱，造就了其自童年至人生成长每个阶段过程中难以弥合的伤痕。在日本语言学校，娜娜无法真正说出那句饱含双向情感表达的“我爱你”，因此，爱的暴力成为压垮娜娜的最后一根稻草，人物的悲情恰恰在这层暴力化的呵护中被彻底释放。
“幸运的人，童年能够治愈一生；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某种程度上，《涉过愤怒的海》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它是对原生家庭症候的问诊和复盘。这当然与老晃同名小说的改编有关，自然也凝聚了曹保平一以贯之的“灼心”态度。观众在电影中能够看到许多现实事故的影子，而正如老晃的创作灵感那般，其试图通过一个家庭故事的真相追问一个时代或社会背后的成长隐疾。无论是早些年的《烈日灼心》《追凶者也》，亦或《狗十三》《涉过愤怒的海》等，曹保平始终保持自身对时代冷峻旁观者的角色，进而让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陷入一种绝望的十字路口，在挣扎与呼喊的选择中决定只身前往的“林中路”，而这也构成了电影中对原生家庭所谓“救赎之网”的怀疑。毫无疑问，电影对于娜娜自戕式的死亡刻画与苗苗叛逆性的生活勾勒，彻底撕开了原生家庭“我是为你好”式的训诫与救赎遮羞布。真正令观众灼心的并非两个孩子漫无目地寻求爱的庇佑的多重选择，而是他们深陷于原生家庭的痛楚。于老金而言，在异国他乡的愤怒奔波或许是对女儿死亡真相的寻求，亦或是其父爱的升华，但这也暴露出了其“为父当父”的原生家庭之困，电影结尾中老金面对女儿案件调查警官的好言相劝，却陷入了无力的回忆中，似乎他从未了解过女儿娜娜的一切，壁橱里画满的“太阳”更是在铁锤之下成为戏里戏外意难平的隐喻符号。说到底，苗苗和娜娜一样有着悲剧化的原生家庭成长轨迹。即便，苗苗出生在富裕的环境，有溺爱自己以至于可以包办一切的母亲，但他们都在遭受“以爱之名”的救赎与关怀，也因此终结于无法破局的原生家庭之困。曹保平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本就属于真实生活的关键字眼，并在富有冲击性的视听调度中，达成了对原生家庭巨大穹顶之下人性晦暗、阶级差异与亲情创伤等诸多主题的叩问，阐释了一种超越普适性意义价值的道德情感追索。
“众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众人看不穿”，电影中尽显疯狂的父亲老金与护子心切的母亲景岚，充满愤恨的生父李烈等等，他们都是这个巨大社会生产机器中“疯癫”化的零部件。与其说，《涉过愤怒的海》聚焦了原生家庭的善恶，倒不如从家庭伦理的观念演进中寻得某种安慰与答案。正如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
所提及的“圆形监狱”一般，似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处在被动监视的牢笼之中，无法挣脱，也无从挣脱。因此，身处在原生家庭泥沼中的娜娜与苗苗都不得不面对伦理之善的困乏与缺失。质言之，即“道德向善”的理念已被抛掷在生活之外，成为粉饰人物内心情绪的涂层。“夫妇之爱，人伦之首”，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建构的伦理秩序，景岚和丈夫李烈的情感早已风雨飘摇，而老金与妻子之间的仇恨更是成为其永久的遗憾，这也道出了女儿娜娜作为老金婚姻抗争胜利果实的悲剧性。不难看出，家庭情感的破碎是伦理动荡的关键，而无法到达的善也必然成为娜娜与苗苗、老金与景岚两个家庭的伦理之殇。因此，在家庭伦理视域中，电影已经将故事意旨抛向了更远处，娜娜身上的十七刀几乎每一刀都指向了父权暴虐者的道德之恶与伦理之痛，以至于黄渤在映后总结老金这一人物形象时说道，“娜娜中的十七刀，第一刀是老金捅的”。实际上，无论是老金的家庭也好，景岚的婚姻也罢，他们几乎都是东亚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殉道者。唯一不同的就是前者表现出感性而愤怒的父爱，后者呈现理性而跋扈的母爱，但这两者却都让观众不寒而栗，充满恐惧。这种断裂的家庭伦理关系本质上已经被抽离了“善”，有的只能是一代代的因果轮回与恶性循环。因此，如何重构向善的家庭伦理关系，是电影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情感体认的关键。
“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内肮脏龌龊被显现，于是，这束光便有了罪。”人性最大的幽微之处恰恰是因为无法具体地考究与衡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为人性下定义，准确地说，人性的落脚处应当是寻找光或者说抵达善。从这个层面而言，电影仍然向观众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在人生的旷野中高举属于爱的火把？人们怀疑爱的同时，也需要大胆地肯定爱，这才是跨越愤怒的海洋、走向道德之善的关键。
（作者系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审评审，第5/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评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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