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陆建新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
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
陆建新，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1982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程测量专业，择一业、精一事，从最基层测量员做起，在建筑工地一干就是将近40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钢结构建筑施工领域专家。
在平凡的岗位上，陆建新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33项，取得52项国家专利，荣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等。
他被外界称为高楼背后的“高人”，被誉为“中国楼王”“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
中房报记者 曾冬梅 广州报道
那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
1982年，国庆节，18岁的陆建新在湖北荆门市收到了同事来信，说他们到了一个靠近香港叫深圳的地方；信中还说，正在施工的电信大厦干到了9层，旁边的国贸大厦要盖到160米高。
当时，学建筑的陆建新见过的最高楼只有5层，他在想160米高的楼要是平躺在地上，那也很远了。几天后，他就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由于没有座位，我站了一路。”
一踏进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的深圳国贸大厦工地，陆建新惊呆了，一个偌大的单体建筑工地呈现在了他的眼前，令他热血沸腾。工地里，干活的气氛热火朝天，工地外，对面的罗湖大厦已盖了20层高，上挂醒目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标语，他感到了不同。
“当时我18岁，是一名测量员，虽然条件艰苦，但每天都在接收新鲜事物，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令人兴奋。”陆建新表示。1982年至1984年，陆建新一直奋战在国贸大厦施工现场，直到大厦顺利建设到160米的高度。
深圳国贸大厦当时是我国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创造了3天一个结构层的施工速度，在上世纪80年代也被誉为“深圳速度”。“深圳速度”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
随后，陆建新又参与了深圳地王大厦、京基100等项目的设计施工，以及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北京国际贸易中心二期等地标建筑的建设，国内已封顶的7座100层以上钢结构摩天大楼，他主持承建了其中4座的主体结构，也因此他被外界称为高楼背后的“高人”，被誉为“中国楼王”“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但这些建筑中最令他难忘的还是人生中参与建设的第一栋高楼——深圳国贸大厦。
陆建新，被称为“高楼背后的‘高人’”。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些称号，陆建新说“不能太当一回事”。在他看来，这都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让他参与到了一个时代的大发展中，见证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中国建筑从100米级高度逐步攀升至600米级世界高度的全过程，也目睹了中国钢结构施工技术从落后西方半个多世纪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进程。
如今，高度已经不再是中国建筑难以企及的目标，陆建新也开始了新的课题。在11月底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他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的建筑工程应实现从“建筑高度”到“建筑温度”的转变，立足民生，面向大众，做更多提升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的公共配套工程。而他自己，也在前几年开始转型，把更多精力投入在公共设施建设及智能制造上来。
“提心吊胆中度过了3个月”
建设中的深圳国贸大厦。图片来源：中国建筑
到了1985年12月29日，国贸大厦只用了15个月就宣告竣工。
国贸大厦创下了中国数个第一：它是中国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在长达十年里一直占据着“全国第一高楼”的位置；它是中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在国内率先大面积运用滑模施工，创下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高层施工还属于摸索阶段。”陆建新记得，深圳国贸大厦建设所需的施工电梯、垂直运输塔吊、混凝土输送泵、做木模用的胶合板等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设备是新的，施工技术也要推陈出新。当时，国贸大厦7层以下采用传统翻模施工，8~10天建一层。为加快进度，项目决定采用滑模施工技术，但国内此前并无先例，3次试验都失败了，外界产生了质疑，还有人主张延用翻模施工。
在那种紧张气氛下，项目施工团队通宵达旦研究滑模施工技术，终于找到了原因，第四次试滑一举成功，全工地为之欢呼。最终，国贸大厦以每20厘米提升一次的滑模施工顺利提升到160米高度。创造了3天一个结构层的施工速度，被誉为“深圳速度”，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一种标志。
1994年，陆建新担任深圳地王大厦测量负责人，虽然当时他已参建了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和上海国贸等超高层钢结构建筑，但地王大厦383.95米的高度对他而言又是一次挑战。那时，高层建筑的安全设施远没有如今这般规范，地王大厦施工到100米时还没有安装施工电梯，陆建新每天背着10公斤重的设备，沿着钢管脚手架搭的简易楼梯爬到顶面去测量，经常凌空走在巴掌宽的钢梁上。他说，从高处往下一看，心里也会陡然生出几分寒气。一手摆弄测量仪器，一手紧紧抓住身边的钢柱，手抓的地方一片湿汗。
当时，陆建新是站在下面楼板上用经纬仪来测量大楼钢柱的垂直度。负责项目总承包工作的香港熊谷组看到后，从香港请了两个测量工程师与陆建新一道工作。他发现，这两个测量工程师是不顾生命危险爬到最上面，再用仪器看角度，用尺子量距离。“这样测量的精度相对要高，可避免误差累积传递，因此我也跟着上了300米高空”。
与此同时，香港熊谷组还带来了全站仪，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高空测量的危险系数。陆建新边做边学边琢磨，跟全站仪配套使用的反射棱镜有A4纸般大小，在高楼之上使用颇为不便，他想到了用灵活的小棱镜代替笨拙的大棱镜，于是到仪器商店定制了一个如大拇指般粗、可放入衣袋的小棱镜，拿到工地一试很是合适。直到今天，这个小发明仍在建筑工地上使用。
地王大厦最终的竣工验收垂直度偏差仅为25毫米，远低于美国钢结构规范的允许偏差，创造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测量的世界奇迹。
在600米高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陆建新遇到了从业以来最严峻考验。在那之前，一般项目塔吊都是装在大楼中心核心筒电梯井道内，但最多只能装3台。业主方希望缩短工期，将塔吊数目增加到4台。反复模拟验算、论证后，陆建新决定将塔吊安装到核心筒外墙。
每台塔吊自重高达450吨，工作时要起吊的钢构也有100吨左右，如何固定住这些塔吊是一个难题。超高层建筑施工塔吊通常用焊接固定的连接方法，但钢构件同一位置的焊接一般不宜超过3次，考虑拆装更换方便，陆建新选择了销轴连接方式，销轴的间隙只大了2毫米~4毫米，但就是这一点点孔隙，塔吊摇摆发出了冲击碰撞的声响。
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图片来源：中国建筑
为此，陆建新亲自参与修改销轴设计图纸，并到制造厂家监制出新的部件。随后，趁着塔吊一台一台分别向上爬升机会，把这批销轴一个一个全部替换下来，成功解决了响声问题，“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3个月”。
在这个项目上，陆建新还发明了塔吊支撑架吊挂拆卸新技术，当时普遍的做法是用塔吊来拆卸支撑架，但工人又希望塔吊能更多的用于吊装钢筋、模板等建材。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采用特制索具代替塔吊拆卸，且拆卸后的支撑架不再堆放至地面，而是由索具悬挂在半空，节省了地面堆场。这一新技术显著提高了塔吊利用率，很快便在行业内广泛应用。
经估算，仅这一项技术革新，就让整个项目工期缩短了3个多月，节省陆建新项目团队自身工期费用7680万元。2015年，这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018年还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别嘉许金奖。
2010年9月，陆建新在《钢构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与深圳地标建筑有缘》。其实，与他有缘的又何止是深圳地标，截至目前，他已经参与了20座国内知名城市性地标建设，主持参建的400米以上高楼就有4座。
“每件作品都满意”
2015年8月6日，陆建新在深圳平安项目顶部施工检查。受访者供图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陆建新碰到了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胡应湘。胡应湘是香港地产大亨里面的高才生，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既是地产商又是建筑工程师。上世纪80年代，他建成的合和中心是当时全香港的最高建筑。
交谈中，胡应湘对陆建新表示，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行业里，美国的施工技术水平无疑是世界一流的，但是最近70年来美国建筑行业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中国恰恰相反，特别是最近20年里做了非常多的高楼大厦，差不多接近全世界的一半。
回顾近40年来中国建筑发展历程，陆建新也同样感慨。“早期的改革开放不像今天，通讯不发达，东西方之间也没有太多交流。我看过一张照片，美国1930年建帝国大厦时，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建筑工人就挂在吊车上危险的进行建设，脚下完全是空的。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也是这么建设的深圳国贸大厦，重走了美国50多年前的建造老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先进的机械设备、施工技术、管理体制等陆续被引入中国，中国建筑行业从业者如海绵般不断吸收着这些新技术、新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再加以创新，为己所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高楼建造的机会与经验，再加上技术手段的摸索总结和实践积累，中国的钢结构施工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到今天已经跟美国不相上下，都是世界一流。”陆建新颇为自豪的表示。
对于自己参与的项目，他表示每个都很满意，“都非常好，都有它的价值”。他认为，这一系列地标代表着不同时代，无论是设计、施工、外观形状、高度、颜色都不一样；在他眼里，每一个都很经典，每一个都不能少。
建筑要满足更多民生需求
陆建新参建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受访者供图
身为建筑师，陆建新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社会提供经典、有意义的作品，“不光好看，还要好用，经济合理也很重要”。
2020年4月27日，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限高令”，提到了“超高层建筑新建一般不得超过500米”。这意味着，中国的高层建筑将迈入新发展阶段，不再互相比拼高度。对此，陆建新的理解是，建筑需要立足民生，逐步实现从“建筑高度”到“建筑温度”的转变，满足老百姓更多元化的需求。
擅长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的中建科工前几年已经开始转型升级，大量推进民生工程。据陆建新介绍，中建科工正积极探索建筑工业化、绿色化、智能化，自主研发智能制造生产线和先进的模块化生产线，将装配式技术和标准化产品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保障房、酒店以及城市绿道、旧城改造项目等。该公司建造的湛江公租房项目，专门为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中低收入群体提供840套公共租赁住房，让老百姓真正买得起、住得上、供得了。
2020年初，面对严峻新冠肺炎疫情，深圳计划加快建设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项目。陆建新与480多名管理人员、1万多名工人争分夺秒，3天3夜完成应急医院建造图纸，20天便建成了高标准拥有1000个床位的院区。
企业在转型，陆建新说自己也要不断学习，提升原有技能。“我早先参加工作的头14年，公司就是做总承包，后来转为钢结构专业，现在等于又做回总承包”。他在几年前开始研究基坑开挖与围护、机电、幕墙、智能制造等知识，“原先以为，智能制造这个课题结题后，团队就可以解散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硬件、软件都在不断迭代更新，需不停的深入研究。”他认为，未来建筑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绿色化、智能化、工业化，智能制造其实就是通向未来的一个重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