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九霄本人对“刀子”角色转变的理解是这样的：“ 真正让我想与他们拼命的时候，就是他们居然开起船来准备登陆租借地，欺负到家门口了！就得往死里打！话说回来，北岸守军有种，我佩服！蓉姐的儿子是军人，我也佩服！”
所以电影中有个刀子祭拜军人遗像的镜头，那是蓉姐战死沙场的儿子，是个真正的英雄。
刀子对他有种发自内心的崇敬，而这份敬意就是“流氓”体内民族意识觉醒的火种。
刀子出身草莽，信仰的是江湖道义。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他的舍生取义，也和北岸的战士陈树生如出一辙。
演员李九霄为饰演“刀子”做足了功课，甚至还特意查阅史料，加入了一些细节。
他说：“很多灵感来源于逼真的现场环境和‘长在身上’的服化道。对刀子来说最好的功课就是溜大街，感受南岸，相信这里的一切。
阿尔·帕西诺这张是我拍戏的时候总在看的一张照片，觉得很优雅。我希望刀子有优雅在里面，刀子虽然是混混，但他不觉得啊，他肯定觉得自己倍儿优雅、倍儿有面子。
《Demons》《Man on a Mission》是我演刀子时总会听的歌，《Dangerous》是我跑桥那两天听的歌。
管虎导演造了座城堡，把我扔进去，说你就是骑士，这些小传、资料、图片、歌儿就是我的锅碗瓢盆。”
原来国产战争片黑帮“小流氓”身上的别样优雅，竟然出自影坛经典、男人圣经——《教父》。
原来演员和导演心中的“刀子”，不是“流氓”，而是“骑士”。
接下来说说“刀子”角色的细节设计依据。
电影中刀子见赌场老板“蓉姐”，向“恒社杜先生”请命，都行巴蜀袍哥举手礼（双手抱拳，拇指竖起），来源是袍哥文化。
“袍哥文化”是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其初期组织形式以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为主，后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袍哥文化”利用“信”、“义”等精神理念的传播来鼓舞人心、笼络群众、博取社会同情。
此外，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内河航运通道，集中了大量社会底层人群，其中码头工人规模最为庞大，受剥削程度最深，逐渐形成以贫民百姓为主的民间组织。
“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等地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主要活跃于巴蜀一带，后来势力壮大，就在全国各地都有分舵。
据清代巴蜀社会的历史情状，巴蜀袍哥主要源于入川移民的异姓结拜，移民社会打破了血缘联聚的宗族社会形态，异姓结拜之风盛行。
从袍哥的最初组织成员看主要是下层失去生存条件的民众，他们异姓结拜一是以“暴力”抢劫为生，这就是啯噜。
二是为了互济互助而“自保”，对付外在“暴力”而采取“以暴制暴”寻求生存，这是当时异姓结拜的另一种情形。
这两种情形是巴蜀袍哥形成的雏形。
根据袍哥的性质与行为，常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
“清水”袍哥一般由有正当职业或谋生手段及在当地有权势的官绅组成。
而“浑水”袍哥一般是一些*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
电影中的刀子，替蓉姐管理赌场，有着稳定的谋生手段，可以归类为“清水”袍哥。
他所信仰的江湖道义，也正是源自“袍哥文化”的洗礼。
但我们都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青帮称霸的地界。
而招募死士的大佬，恒社杜先生，正是青帮中人。
祖籍重庆的赌场打手“刀子”，在看到诸位义士相继牺牲后拜别蓉姐，主动请命。
这就有了桥头那一幕，巴蜀社的袍哥接了青帮恒社的“礼”。
乱世中的两大江湖组织，都涌现出了愿意为中华民族慷慨赴死的青年义士。
青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帮会，又称清帮、安清帮。“青帮以运粮起”，起于漕运，多流传于江南一带。
清代晚期，青帮从单纯的船帮水手扩大到整个下层社会，但他们的成员仍是以*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与流氓为主，尤其是许多武装盐枭集团几乎就是以这些社会底层的青帮徒众为基础的。
当时的青帮，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集中代表，是封建社会下层的社会组织。
后因海运兴起，漕运没落，于是大批青帮弟子进入上海，从事各种行业。
民国时期《上海滩黑幕》书中记载：“至于说到今日上海的青帮，更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其来势之大，人物之众多，实在是有帮以来从未有的，除了政、商、学界以外，几乎没有一行不在青帮势力范围之内。说起来真是惊人。”
民国后，尤其是二十年代中后期，青帮组织的成员开始向社会中上层发展，并且最终涵盖了社会所有阶层，从过去失业无产者、体力工人、城市流氓等社会下层人员，到工商实业家、文化界人士、军政警特人员甚至达官显贵等上流社会人员，都成为青帮的组成部分。
1932 年，恒社及一批青帮社团的出现是青帮成员构成范围扩大的最有力证据。
《恒社社员录》中列名会员共 324 人，其中有军政界、商界、警界、报界、戏曲文化界、金融实业界等各路人士。
青帮全面渗透进入了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并在民国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鼎盛的青帮，也成为民国时期独特的社会现象。
当时上海工人的百分之八十都属于秘密结社成员，而青帮所占比重最大。由于上海的特殊性，租界和革命党经常需要借助青帮的力量。
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皆是青帮人士。二十年代初期，以上海青帮为代表的青帮势力开始成为全国帮会活动的中心。
青帮还在天灾不断的民国时期充当了社会赈济活动的中心力量。由于杜月笙特殊的身份地位，他举办的慈善活动异常顺利，募捐数目也十分庞大。
青帮也曾在抗日战争中有所贡献，每次都是实质性的帮助。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第三战区，每逢有国军部队开到，杜月笙必定要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劳军。
杜月笙捐过一台部队紧缺的电话机，送过一辆装甲保险汽车。
甚至当年八路军驻上海代表潘汉年也曾接受过杜月笙的帮助。
当时防毒装备缺乏，是杜月笙提供了一千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给八路军使用。
这都是杜月笙作为青帮首领为抗日战争所做的好事。
导演管虎说：“南岸全是众生相，所有社会阶层，上至首脑，下至贩夫走卒，都沉浸在这个事件里，他们有变化，南岸是我一定需要表现的，它甚至比北岸还重要。”
李九霄饰演的刀子，他并不是英雄，甚至不是“好人”。
他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流氓、混混，瘪三，上不得台面，在南岸繁华的上海租界中替蓉姐（刘晓庆饰演）管理赌场。
1931年，鲁迅在上海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
“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而这种“堕落”，或许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乱世中的无奈之举。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其中被称为“乱世”“灾年”的那些阶段，因为天灾人祸，成批成群落的穷苦民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低保资源”，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被称“流民”。“流民”跟“流氓”，就差一个“亡”字旁。
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在山穷水尽之际，稀里糊涂做了“亡命之徒”，就成了“流氓”。
前几天看英剧《Good Omens》，爱吃寿司的傲娇天使和机车摇滚的毒舌恶魔，天堂和地狱的基层公务员，混吃等死几千年，善恶的两个极端，竟然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