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崔泉森
佛教寺院在六朝时期扎根于嘉兴城，吸取社会营养，开始了发展的态势。到了隋唐时期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589）灭南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杨坚又大兴佛教，开创了隋唐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诏分舍利，于江南等五十三州各建一塔”，嘉兴东塔寺（当时寺名不详）就在此时建造了一座宝塔，为隋文帝当时所建内供佛舍利的江南五十三座宝塔之一。
建塔之时“隋罢嘉兴以其地属苏州”，因为嘉兴已经被并入苏州，所以这座宝塔占用了苏州的建塔指标，这是嘉兴城区第一座宝塔。没过数年，宝塔在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7）被火毁。唐高祖李渊武德甲申年（624）重建寺塔。
东塔（朱德微摄）
唐广德中（763-764），大理寺丞朱自勉被委派至嘉兴主持屯田，朱自勉把寺院与宝塔装饰一新，奏请朝廷批准将寺院命名为“报国禅院”。朱自勉屯田是嘉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但在他屯田嘉兴前后，有关他的活动很少有记载。
我们今天还是从朱自勉的朋友李翰写的一篇《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的描写才获取朱自勉屯田的有关材料。朱自勉修饰东塔寺并命名东塔寺为“报国禅院”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他在嘉兴期间活动的唯一记录。
其中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由这条记录可以推测，朱自勉是把东塔寺作为守护屯田的佛教寺院。朱自勉屯田大都在嘉兴以东的广大区域，东塔寺正处于嘉兴城东，这里又距离他主持屯田的指挥部雀墓桥并不远，朱自勉选择东塔寺这座嘉兴城东的古寺作为从精神上守护屯田的寺院，上奏朝廷将东塔寺命名为“报国禅院”，反映出朱自勉在屯田时的内心世界。
唐安史之乱以后陷入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国家赋税与粮食供应全部仰仗江南，“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杜牧曾经说过：“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但当时江南农业发展水平要担负支撑唐王朝经济与粮食供应的重任是难以持久承受的，于是就在江南大力推行屯田，以此化解困局。
朱自勉临危受命，到嘉兴来主持屯田。朱自勉抱有报国的决心，全身心的投入到嘉禾屯田中，精心策划屯田的方略，不辞劳苦亲自组织实施，在一两年时间中就取得极大的成功，把嘉兴建成唐王朝新的粮食生产基地，维系了唐政权在此后100多年的生存。据说当时江南粮食运至长安，皇帝抱着儿子大哭说“我们父子有救了”。朱自勉抱有报国的情怀，也实现了报国的方略。
唐代东塔寺的宝塔前，有并立的两个水池，池水分别呈青、白两种颜色，所以称为“青白池”，相传为唐代清凉国师所凿。清凉国师，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人，名澄观，别号大休，“清凉”为其封号。
清凉为华严宗四祖，曾作《华严经疏》二十卷，又与般若三藏译出四十《华严》并作疏十卷。清凉国师世寿102岁，身历九朝，为唐德宗、代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个皇帝所封的国师。东塔寺是奉佛教华严宗的著名寺院，号称“华严五山，实居其一”，与清凉国师有莫大的关系。
唐会昌五年（845）八月，武宗李炎兴灭佛运动，报国禅院与舍利塔被毁。大中元年（847），刚即位的唐宣宗又宣布尽复天下寺院，寺与塔得到重建。三十多年后的唐乾符已亥年（879），黄巢农民军经过嘉兴，嘉兴遭遇一场浩劫，城东民居遭兵火片瓦无存，寺与塔也被焚毁。
处于禾城中心的精严寺也在唐代成为江南名寺。
传说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嘉兴大旱，有一个名僧伽的游方僧人来到精严寺“出龙救旱”。僧伽，西域葱岭西何国人（今乌兹别克斯坦），出家后游历四方，始至西凉，次历江淮，传说曾驻锡嘉兴灵光寺。僧伽在嘉兴看到渔民家中四处挂着捕鱼工具，苦苦劝说渔民别图生计，有许多渔民听从僧伽的劝说而改业。僧伽后来到了长安，唐中宗迎入宫内，尊为国师，被认为是观音的化身。
唐贞元中（785-805），精严寺宝安和尚去山西参拜五台山，回来之后在精严寺山门之西南亲自运来土石堆起高墩，称这座土墩为“五台山”，在其上仿照五台山的样式筑五台山院。宝安和尚筑五台山时已经八十多岁，平日睡觉时不衣丝缕，卧于乱草之中。
宝安和尚深明佛旨，寿118岁，据说圆寂时肉身不坏，火化时空中飞鹤盘旋，火化结束后空中祥云才散去。也是在唐贞元年间，精严寺的另一位高僧灵祐和尚在寺中讲经时圆寂，僧人在精严寺中筑骨塔，将灵祐和尚骨殖置于塔中，上面刻有唐沈亚之撰写的塔铭。
灵祐有一位徒弟光范和尚，嘉兴人，自小跟随灵祐学佛，后来光范在精严寺中与其徒讲赞数，言百流会归之说，江南江北各郡邑的僧人都到精严寺听光范讲说佛法。光范又著《释会章句》十五卷，是江南一代名僧。
唐咸通年（860-874）前，精严寺西的韭溪中从上游飘来一根大木，此时嘉兴外城墙及水门尚未修筑，城内河道与城外直接相通，运河水涨时从上游河道中飘来木头也是常会发生的。这根木头却非同寻常，它平日就横浮于韭溪中，行人可从木上渡水过河。奇怪的是这根大木在水中“遇净则浮，遇膻则沉”，大家认为这根木头不平常。
精严寺僧人就将其拖上岸制成木屏，再于木屏上雕刻观音像。刚刚雕刻完毕，观音脸上和手指上就出现了美丽的木纹。僧人在精严寺西侧建起观音殿，将木纹观音供奉于殿中，称“木纹观音殿”。禾城佛教信众对木纹观音崇拜有加，认为其有求必应，灵验无比。木纹观音殿也香火旺盛，连嘉兴的父母官每当地方发生水旱灾害时也必定到精严寺木纹观音殿烧香礼拜，祷请观音救苦救难。
唐代嘉兴出现了一座江南名寺，它就是水西寺。水西寺建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因寺院位于爽溪以西，故名水西寺。始建的水西寺位于今月河中基路殿基湾一带，从其所处的方位看，寺院东的爽溪应该就是古长水。
古代并不是一般的河流都可以随便称为“水”的，称水的河流都是大江大河或它的重要支流。古人称最重要的河流为“四渎”。四渎中黄河的支流有渭水、漳水等，长江的支流有汉水、修水、抚水等，而四渎中的淮与济都称淮水与济水。在古代嘉兴能有资格称为“水”的河流只有长水。
长水又称谷水，别名韭溪，是太湖水系的重要河流。三国吴虞仲翔《川渎记》中记载，太湖东通长洲松江水，南通乌程霅溪水，西通义兴荆溪水，北通晋陵滆湖水，东通嘉兴韭溪水，凡五通，谓之五湖。
长水发源于硖石以南的谷湖，穿过东山与西山之间，经王店、蚂桥，穿鸳湖，沿今天的禾兴路向北，经穆河溪至吴江平望的莺脰湖，从莺脰湖向西注入太湖。初建时期的水西寺恰好位于长水之西岸，长水因穿硖石东西山之间又名谷水，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记载的历史文化名水。寺院位于谷水的西岸，依傍这条名水能为寺院增色，这才是取名“水西”的缘由。
传水西寺的开山祖师是黄檗希运禅师。他得禅宗百丈大师衣钵，开创了临济宗禅风，又将禅宗心法传于临济义玄禅师。义玄禅师创立临济宗，黄檗希运禅师成为临济宗祖师之一。
水西寺刚建寺就遇上唐武宗废佛运动。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收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国库收入。唐武宗深恶佛教，又崇信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下，于会昌五年（845）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复僧尼为民。佛教徒称为“会昌法难”。水西寺开山即废，嘉兴城中与水西寺同遭厄运的还有祥符寺、东塔寺等。
武宗于会昌六年（846）病死，即位的是唐宣宗李忱，定年号为大中。这位宣宗又是一位笃信佛教的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在大中元年（847）下诏书尽复天下寺院。
这种同一朝代前后两任皇帝在政策上“发夹弯”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李忱虽然是继武宗后即皇帝位，但在辈分上却是武宗的叔叔，在施政上的反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嘉兴的水西寺、祥符寺、东塔寺也在被毁废的第二年又予以重建。
传这一时期全国最早恢复重建的两座寺院是山西洪洞县的兴唐寺与嘉兴的水西寺，重建后的水西寺宏大壮丽，栋宇雄伟冠乎西浙，唐宣宗亲自为寺院题写“资圣禅寺”匾额。重建后的水西寺先由黄檗大师住持，其后由黄檗大师的高徒宪公接任。
历代嘉兴都盛传唐宣宗与嘉兴水西寺的故事：李忱在即位前，为了躲避唐武宗李炎的迫害到了江南，先在盐官安国寺中掌*，随后到嘉兴水西寺祝发为沙门，更名琼俊，跟着香严、黄檗两禅师学佛法；武宗崩，李忱写了一首诗：“殿角凌霄接爽溪，钟声还与鼓声齐。长安欲问江南事，无限风光在水西。”
把诗写于一块白布之上，缝在一个人的背脊上在长安城中到处行走，朝中大臣看到这人体流动广告而得知李忱在嘉兴水西寺，把李忱从嘉兴迎回长安；唐宣宗即位后敕水西寺“资圣禅寺”的御书匾额。
这段故事在嘉兴流传已久，唐宣宗还在明代嘉兴一些地方志中与陆贽一起被列入嘉兴唐代先贤人物，但经仔细辨别，这个故事并不靠谱。
如上所述，水西寺在会昌五年（845）开山即废，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才重建。武宗于会昌六年（846）病亡时，水西寺还处于被毁状态。因此所传李忱的“无限风光在水西”这句诗为后人杜撰无疑。
历史记载中的李忱也没有到江南避难的记载，李忱原名李怡，是唐肃宗第十三子，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被封为光王。由于李忱母亲出身低微，为宫中之人所轻视，所以他为人木讷少言，宫中都认为他“不慧”（不聪明），武宗尤为瞧不起李忱。实际上，这是李忱精心伪装的假象。
唐武宗病重，宦官马元贽等认为李忱不聪明容易被控制，拥立李忱为监国，于武宗死后正式即位。所谓武宗死后，朝中百官从嘉兴水西寺迎李忱回长安即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这个故事估计是元代资圣寺的僧人所为。
元初的至元《嘉禾志》中记载的有关资圣院的内容，还没有这些记载，只是提到“有唐宣宗书额尚存”。元末资圣寺僧克新撰写的《资圣禅寺记》和《题宣宗诗后》中就出现有关宣宗在水西寺的完整故事情节，所以不能排除是克新创作了这个故事。
如果水西寺确为黄檗大师所创，则唐宣宗为水西寺御书“资圣禅寺”匾额是很有可能的。黄檗大师与宣宗的丞相裴休是至交好友，裴休又是虔诚的佛教徒。由裴休呈请笃信佛教的宣宗为冠于西浙的水西寺题额并不困难。极有可能正是水西寺有宣宗的书额，成了后来宣宗曾隐居水西寺故事的起因。
嘉兴也曾有当年李白在水西寺中题诗的传说，明代李先芳有《水西寺访太白题诗故址》诗：
青莲居士昔留题，题处青莲开满溪。
问遍山僧都不记，溪边春鸟作人啼。
这更是无稽之谈。李白于唐宝应元年（762）去世，而水西寺始建于唐会昌五年（845），李白怎么可能到过水西寺？
唐乾宁三年（896），水西寺迁入城内，原址就被嘉兴人称为“殿基”。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迁寺？这就与嘉兴外城的修筑有关。
嘉兴原来只有子城，于唐末修筑外城。一说为唐昭宗文德元年（888）吴越制置使阮结修筑。据《吴越备史》载：文德元年，我师克润州，生擒薛朗，武肃王令剖心以祭周宝，又命阮结为制置使，筑嘉兴县城。
另说嘉兴外城是唐昭宗乾宁三年由嘉兴监曹信及其子嘉兴都将曹珪所筑，而水西寺恰好在乾宁三年迁徙至嘉兴城内，这给嘉兴外城筑于乾宁三年提供了一条线索。水西寺之所以要迁入城内，应该是因为嘉兴外城修筑时必须经过水西寺寺基。
古代筑城一般用夯土法，在城基外挖土挑至城基上夯土为墙。筑城完成后，城基外挖土的地方也形成护城壕。水西寺旧寺正好处于这一段城基和城壕的位置，只能迁徙重建。据此可判断水西寺迁徙的年份就是嘉兴外城修筑的年份。因此，嘉兴外城修筑于乾宁三年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后来的历史证明，将水西寺迁入嘉兴城内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决定。乾宁三年底，淮南杨行密遣部将魏约与杭州董昌的部将徐淑合围嘉兴，嘉兴都将曹珪与族人师鲁据城固守。乾宁四年（897），钱镠手下大将顾全武率兵自海路来救援，与董昌和杨行密的军队战于城外，大破敌军，嘉兴围解。曹珪因功升苏州制置使。如果水西寺仍在嘉兴城外，恐难逃这次劫难。
至元《嘉禾志》记载，唐至德二年（757），嘉兴城南建佛寺至德院，传为唐大中十年（856）丞相裴休舍宅而建，无著大师住持，这就是嘉兴著名寺院真如寺的前身。
对这段记载和传说，笔者一直抱有疑问。如果至德院真的始建于唐至德二年，那么所谓裴休舍宅而建就不可能，因为裴休舍宅的大中十年晚于至德二年100年。反之，如果至德院是裴休舍宅而始建，就绝对不会在至德二年。
裴休不是嘉兴人，也没有在嘉兴附近任过职，怎么会在嘉兴有宅院？而且嘉兴还有传说放鹤洲是裴休的别业，称为“裴岛”。在嘉兴城内报忠坊（今斜西街西段），还有一座炒麸庵也传与裴休有关。“唐咸通间宰相裴休女名祖贞，弃俗学道，舍基创建。祖贞持行清苦炒麸为食，故名。”
庵主居然是裴休的女儿，炒麸庵是舍宅基所建，说明裴休在斜西街一带曾经还有过住宅。为了解释这些疑问，历代都有人为其找出一些理由：“裴休家故孟州，吾邑不应有宅，或裴善黄檗雪峰，裴守新安，去此不带水，安知不因宣宗寓水西雪峰。曾到此舍资启拓一大丛林乎？”
“裴相本家于孟州镇宛陵，时宣宗寓水西，黄檗说法槜李，往来问道于此，所居有清辉堂雪庵，因舍为寺。”
这些说辞的中心意思是因为唐宣宗在嘉兴水西寺出家，裴休经常来探望李忱，所以在嘉兴购置了房产。前面分析过唐宣宗到嘉兴水西寺出家之事并不存在，那么裴休到嘉兴来探望唐宣宗也定是杜撰的故事。
裴休与嘉兴寺院故事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裴休是一位笃信佛教的丞相，历代被僧众尊为守护佛教的大护法，后来真如寺伽蓝殿中的护法就塑的是裴休像。寺院与裴休接上关系就能提升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信众。不仅嘉兴的寺院如此，镇江金山寺的法海和尚也被说成是裴休的儿子。裴休的儿子在镇江出家，女儿在嘉兴出家，自己又在嘉兴寺院中充当护法。传说虽然荒诞，但这种“爱你，就让你全家当和尚”的故事又饶有趣味。
说无著大师住持至德院也有问题。历史上有两位僧人称无著大师，其一为印度僧人，开创佛教法相唯识宗，他生活在公元4-5世纪之间，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这位无著大师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四五百年后穿越到唐代当嘉兴寺院的住持。
另一位无著大师又称文喜禅师，俗姓朱，崇德人。七岁依常乐寺出家，初习《四分律》，兼讲《法华经》，曾经去山西五台山礼文殊大士，咸通中筑室千顷山居之。唐光启三年（887），钱镠请他住持余杭慈光院，奏请唐朝廷赐予“无著大师”号。光化三年（900）移住无著院，这一年十月三日子夜跌坐而化，世寿八十。这位无著大师与真如寺也没有交集。
既然真如寺建于唐至德年间与裴休舍宅所建都不可靠，说无著大师住持过至德院也存疑，那么真如寺是否真的始建于唐代至德年间是难以定论的。
建于唐代的嘉兴寺院还有罗汉院。至元《嘉禾志》载：“唐光启四年，曹刺史舍宅为院，赐名罗汉院。”这位曹刺史就是曹信的儿子曹珪，“珪仕吴越守嘉兴，后为苏州刺史，唐光启中舍宅为罗汉院”。
曹珪原为嘉兴都将，在唐乾宁三年（896）守城有功，被钱镠升为苏州制置使，说是苏州刺史也可以。曹珪去苏州是乾宁四年（897），如果曹珪去了苏州，把原在嘉兴居住的宅院舍宅为寺还有些道理，但光启年间（885-888）曹珪还在嘉兴任都将，把自己还在居住的宅子舍为佛寺就不合情理。估计地方志中记载的唐“光启四年”为“乾宁四年”之误。罗汉院就是嘉兴宋代名闻遐迩的招提寺的前身。
天宁寺在唐中前期仍称施水庵，唐长庆年间（821-824），李谔有《过施水庵》诗：
胜地开兰若，幽寻信短筇。
僧贫只施水，客至但闻钟。
讲座天花满，香台翠霭重。
何当谢尘绂，白社此相从。
这位李谔也是对嘉兴地区农业开发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唐长庆年间，李谔任海盐县令，主持开挖了海盐塘，并于海盐塘两侧开挖了301条小泾，形成嘉兴南部以海盐塘为主*水网。
李谔诗中此时的施水庵“讲座天花满，香台翠霭重”，已经显现法相庄严、香烟氲霭的大寺院景象。四十多年后的唐咸通年间（860-873），施水庵升为施水院，寺院的护法伽蓝神像居然是梁武帝萧衍。如果不是有六朝古寺的底蕴，真不敢有如此的大手笔。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开江南运河。到了唐代，运河沿岸就出现了佛教寺院。子城东北碧漪坊有唐乾元中（758-760）所建的法堂寺。寺中有放生池。法堂寺位于今嘉兴市建国路与勤俭路交叉口东南原人民路市河边。
此时嘉兴外城尚未修筑，运河从城北向南穿城而过，人民路市河就是当年的运河故道。法堂寺在五代吴越国时改名轮王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赐名兜率寺。从这座寺院中走出了佛教云门宗的创始人云门文偃禅师。
文偃俗姓张，嘉兴人。《五灯会元》中记载文偃幼年时“敏智生知，慧辩天纵”。《禅林僧宝传》中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佛，“少依兜率寺得度”。文偃出生于唐咸通五年（864），他得度为僧的时候兜率寺还称法堂寺。《五灯会元》又说他“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师出家”，这里所说的空王寺应该是轮王寺之误。
后来兜率寺中有云门井，相传是文偃当年汲水之井。文偃后离开志澄律师出外云游，先去了睦州（今建德梅城）龙兴寺找陈尊宿。陈尊宿是黄檗大师的高徒。文偃在睦州数年后，受陈尊宿指引去福州参礼雪峰义存禅师。
经过数年磨炼，雪峰将宗门秘印传授于文偃。文偃受法后不久离开雪峰去四方参礼，其锋辩险绝，一时丛林尽知。最后文偃到了韶州（今韶关）曲江灵树。当时知圣禅师已经住在曲江灵树20年，一直没有设立首座和尚。忽一日，知圣鸣钟集众，要大家到山门外迎接首座和尚。大众刚到山门，文偃也恰好来到，于是文偃就在灵树当了首座和尚。
公元917年，知圣圆寂。韶州刺史何希范奉南汉高祖之命，请文偃继任灵树之法席。文偃后来又在乳源云门山别创新寺，盛传雪峰宗旨，世称云门宗。
嘉兴在唐代建于运河岸边的最著名寺院就是龙渊寺，也就是后来茶禅寺的前身。相传这段运河中有一个白龙潭，水急潭深，里面住着一条白龙，一到风雨交加的天气，行船经过白龙潭往往会沉溺潭中，船毁人亡，天晴时潭中会放出三道白光。
其时，有一位叫行云的有法力的和尚经过这里，看到这种情况，运来土和石块把水潭填实，然后在放白光的地方造了三座塔，把白龙镇住。以后又在塔后建起了一座寺院，起名为龙渊寺。
最早记录行云和尚事迹的至元《嘉禾志》，一开头就有“按寺籍记载”的文字，向我们说明资料来源于寺籍。寺庙为了彰显本寺的灵气，往往会杜撰一些与本寺有关的神灵的故事来吸引香客。因此，寺籍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至元《嘉禾志》还记载：“景德禅院前以白龙穴于此，故行舟漂溺，居人作塔埋舍利以镇之，后遂无害。”龙渊寺于宋代改名景德院，这里说的是“居人”也就是嘉兴的老百姓造了三塔。
南宋嘉兴知县李时习在其所撰《三塔白龙潭记》中说：“漕渠出通越门，直西三里，斗折以北，面其曲为今景德寺，前有三塔枕其流。”
“旧俗云：风樯雨棹，沦溺不测，往来者谓险渺。江湖间乃相与琢石，韫舍利，建浮图，鼎足镇之，所谓三塔者也。”
李时习认为造三塔的是运河船民。李时习的这段话还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三塔中是有佛舍利的。无论是寺籍、民间还是官方，论及三塔的来源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建造三塔及龙渊寺都与白龙潭有关。
嘉兴运河塘路即运河纤道位于这一段运河的北岸，纤道所经之处怎么会有深险莫测的白龙潭？笔者仔细观察这一段运河环境，发现唐代运河在这里出现白龙潭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大运河过了嘉兴西丽桥，西折到三塔，这段运河嘉兴人称“三塔塘”。一过三塔，运河立即向北拐了一个90度急弯，不到一百米，又一个90度的急弯向西折去。
这就是运河上有名的三塔湾。
三塔湾一带过去是一片平坦的田野，运河不会因为受到什么阻碍而不得不连续转弯。这两个急弯，无疑是隋炀帝时代开凿江南运河时有意设计的。江南运河开通后，成为浙北干河，大水常从运河行洪。
隋唐时塘浦体系尚未形成，嘉兴地势又是西高东低，运河水势峻急，人称“悬河”。运河一过三塔湾，东面不远就是嘉兴城。为了减轻洪水期间峻急的水流冲进城内的力度，所以设计三塔湾以减缓水流运动的速度。这种减缓河水速度的方法，在大运河沿途多次出现。扬州的运河三湾段就是如此。
嘉兴三塔湾比扬州三湾的历史更悠久也更典型。但是峻急的水流连续两次急切地改变流向就会形成紊流，紊流会在河流的一侧形成漩涡。漩涡把河岸边的泥土掏空，河岸就会不断坍塌，激流不断卷走坍塌的泥土，最终会在这一侧的河岸形成深潭。这就是深险莫测的白龙潭形成的原因。
白龙潭处于运河纤道上，对船只的航行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用土填平深潭，把这里的河岸改造成流线型凸入运河，起到了整流的作用。在填满龙潭而形成的新河岸的前端造三座塔，塔的基础和塔的重力作用使新填起的岸基面对运河激流冲击更加稳固。嘉兴先民用自然流畅的办法，完美地解决了白龙潭对运河航运的影响。
三塔其实是大运河早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航运工程，它是把科技与美景相结合的典型工程案例。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无从知晓是谁主持了这一可载入水利航运科技史册的伟大工程。
三塔建成后，就在塔的北面建寺，因寺基是原来的白龙潭，所以起名龙渊寺。
这座寺庙的独特之处在于“寺之伽蓝神乃顺德龙王也”，寺院的护法神就是传说中在白龙潭兴风作浪的那条白龙。这条犯了很多错误被行云和尚用三塔镇住的白龙，最后成为佛门的护法。
三塔这条白龙与《西游记》里成为唐僧坐骑的那条龙何其相似，它们都是白龙，都犯过错误，后来又都成为佛门的护法，这条白龙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承恩笔下那条白龙的艺术原型呢？为了这大胆的奇想，我搜索了有关吴承恩的资料，发现还真是有这种可能。
吴承恩在60岁左右从老家江苏淮安到了杭州，淮安是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他当年必定是坐船沿着大运河从淮安到杭州的。嘉兴三塔是必经之地，又是风景名胜，文人雅士到这里一般都会登岸游玩。一向喜欢搜集各地神话传说的吴承恩当然会在这里听到三塔白龙的故事。吴承恩在路过三塔的十年后才开始写《西游记》，从逻辑上说，三塔白龙成为《西游记》中白龙的原型是有可能的。
唐代嘉兴城中有几座尼寺，除了上面介绍的惠安寺的前身兴善寺、炒麸庵外，还有多宝尼寺与宝花尼寺。
多宝尼寺，在子城西南一里三十步。唐肃宗朝（756-763）置，本名甘露寺，宋治平元年（1064）赐名多宝尼寺。
宝花尼寺，在郡治西南二百步，陆宣公宅，今天禾兴路斜西街路口稍北，这里是陆贽的祖宅，史称陆贽住宅地称“甜水井”，看起来甜水井就在这一带，唐代已经是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唐大历中（766-779），因陆贽的姑姑法兴诵《法华经》感动天花纷飞，随之宝雨四下，外祖秘书监陆齐望遂舍宅为寺，法兴亦为尼。
【来自《禾城文化中的寺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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