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7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方言音乐响起来——将田野的风、山岗的土、小城的愁写进乡音里》的报道。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罗大佑曾在《未来的主人翁》中唱道。
从港台音乐人的粤语、闽南语歌传唱于大街小巷，到越来越多以方言为主要载体的独立乐队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方言音乐从遥远的民歌中汲取灵感，以传统的中阮、唢呐、马头琴为创作工具，将田野的风、山岗的土、小城的愁写进乡音里。
如今，方言音乐的声量正在不断增大，成为中国流行音乐这条长河中极具标识性的一段。
方言音乐成“显学”
长调、马头琴、呼麦、舌簧一出，现场几乎雷动，所有观众都被点燃了，跟着音乐的节奏蹦起来……玩乐队近20年，来自内蒙古的“安达组合”真正意识到自己“出圈”，是这两年的事情。
“当时想的是，最多唱一首歌、露个面，就各回各家了，毕竟能听懂蒙语的人不多，谁知道一下子就‘爆了’。”2023年，“安达组合”参加了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第一期就拿下第一名。自那之后，队长那日苏明显觉得年轻乐迷多起来了，以前一个抖音视频评论只有几万，现在一下子能飙升到几十万。
其实，在真正被国内主流、尤其是年轻人“看到”之前，“安达组合”的成绩已经足够耀眼。他们拿过第12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原生态组团体第一名，专辑《风马》获得世界权威音乐杂志《songlines》颁发的年度最佳唱片奖，常年在欧美等地巡演，登上欧洲最大音乐节丹麦罗斯基勒的舞台……但真正被国内年轻人看到，综艺和社交媒体功不可没。
同“安达组合”一样，近几年，很多方言音乐的“出圈”，都是依靠现象级综艺节目、影视作品和社交平台。
以客家话为主要创作语言的林生祥，因在电影《大佛普拉斯》中创作的配乐《面会菜》爆火而为大众所熟知；“还潮乐队”因给电影《爱情神话》做了配乐《旧社会顶穷的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同样唱蒙语歌的“杭盖乐队”参加综艺《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吸纳了一批“死忠粉”。
来自广东、以海丰方言歌出名的乐队“五条人”，也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五条人”成立于2008年，2020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收获大量粉丝。此前，动漫《刺客伍六七》选用了他们的作品《阿珍爱上了阿强》作为插曲，这首“神曲”瞬间红遍了网络。
如今，“五条人”在社交媒体上有上百万粉丝。“跟着五条人游海丰”一度成为很多歌迷的选项，海丰这个低调的小城成为年轻人“逛吃逛吃”的热门目的地。
在知名乐评人宁二看来，要论方言乐队“出圈”的标志，从传统只能容纳几百人的livehouse（小型现场演出），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正经”演唱会，演出规模的变化可被视为重要观测点之一。
2023年7月，“五条人”在广州举行了万人级演唱会“大时代歌厅”。今年5月，同主题、同规模的演唱会在北京落地，预计今年下半年还将在国内其他地方复制落地。
“老乐队”突然爆火，越来越多年轻的方言乐队也逐渐诞生并崭露头角，凸显出行业的热闹景象。
虽然已经解散七八年，但以唱沪语著称的乐队“顶楼的马戏团”仍在社交媒体上被频频怀念。他们歌里唱到的绍兴路、福州路、昌里路等关键地标也经历多番变迁，让听歌的人对那些年的上海感怀不已。
2020年组建的宁波话乐队“还潮”的团员也毫不掩饰对于“顶马”（“顶楼的马戏团”）的喜爱。如同“顶马”把为申花“噶油”（加油）、“输忒了”（输了）写进歌里，他们也把宁波话“昼过”（中午）、“晏到”（迟到）写进歌里。黏答答、细腻的吴语风格吸引了很多乐迷，“顶马”原主唱陆晨的朋友当中，真有人以歌为图，按照歌词去打卡了一遍宁波的三江口、府桥街、舟宿渡……
方言乐队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方言乐队？这可能很难回答。但毋庸置疑，它们的独特性的确吸引了很多音乐厂牌的关注，包括方言音乐综艺《十三亿分贝》、致力世界音乐的北河三音乐厂牌、腾讯音乐人发起的“方言民谣”征选计划等，都希望将各地方言元素融入音乐创作，唤起城市人文记忆。
换言之，在我们所熟知的、泛化的流行音乐框架中，方言乐队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姓名”和标签。
中国人的摇滚内核
为什么要听、要创作方言音乐？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喜欢用方言创作，在海外，用地方口音进行演唱至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比如，曾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就带有浓浓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口音；意大利民谣诗人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也热衷于用热那亚方言演唱；早期起源于美国黑人奴隶的劳动歌曲的蓝调（Blues）也多用方言进行演唱……
知名乐评人邹小樱觉得，当人们厌倦了传统唱片工业、流水线式包装出来的明星和歌手，就天然想要追求一种更加个性化、更有特色的审美体验，在创作端和鉴赏端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县域经济、小众旅游、返乡创业的时代浪潮下，方言与流行文化的结合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今年6月，来自四川成都的歌手施鑫文月的专辑《巴蜀文艺复兴：第二章》在第二届浪潮音乐大赏获得年度其他地方方言专辑奖。被问及为什么要创作成都方言歌，这位出生于1999年的年轻人的回答言简意赅，“很简单，就是好玩。”他说，成都方言里那些幽默和俏皮，正好契合了他对巴蜀大地的认知，也是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被意大利《晚邮报》誉为“当代音乐的马可·波罗”，意中文化交流与发展中心中方主席张长晓认为，当前，中国年轻群体追求一种更具个性的表达，方言自带各个地方的历史基因和地理文脉，在表达上更占优势。
中山大学汉语语言学教授杨蓓介绍，当前仍活跃在我们生活中的方言，大多从中古音演变过来，各自保留的特色不太一样。比如，以音调论，中古音共有8个声调，吴语有5个声调，同时保留了入声字、清音和浊音，粤语共保留了9个声调……由此，方言音乐一方面能唤起人们记忆中“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能提供差异化的特征，满足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也起到重要作用。宁二觉得，随着非遗保护、旧城改造、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行，人们对地域文化、方言母语、少数族群、传统生活等越发关注，大众对传统音乐和文化在日常审美层面的需求也有了很大提升，为方言乐队的集体诞生提供了一定基础。
被问及用方言创作的初衷，陆晨说，他一直记得自己的少年时代，张国荣、邓丽君的粤语歌风靡全国，KTV里，到处是蹩脚、力争唱出原汁原味粤语歌的爱好者，所以，他也想试试自己的歌能不能唱出家乡的味道。
在陆晨看来，与其说是用方言唱，不如说是用母语唱，“那种亲切感，以及所能表达的意蕴，有时候是普通话所不能替代的。”就像他的《上海童年》里写到的“六月里，落雨”，如果用普通话，变成“六月份，下雨”，就很难将江南地区这种独有的气候、扎根于上海人记忆里的那种味道展现出来。
那日苏也琢磨过一阵子“安达组合”“出圈”的原因，他说：“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梦’。”点开音乐播放平台“安达组合”的评论区，“我先低头吃草了，各位随意”“把车卖了去买马”“也听不懂在唱啥，但是坐在上班的地铁上眼泪唰唰地流，太感动了！”……大量听众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这套理论也得到了邹小樱的认同。他觉得，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内心最本源的驱动。从自古以来的一次次民族大融合，到如今《山海情》《漫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等为代表的影视剧大火，也许，胡服骑射、套马杆的汉子、粗犷的信天游、滑稽奔放的二人转……本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这就是中国人的摇滚内核。
如今，中国人的摇滚内核正在被唤醒。
唱自己的歌
如果说20年前，听众耳朵被传统唱片工业下的流行音乐所“驯化”时，突然有一批人开始用方言写歌，可以称之为一件很酷的事情。今天，仅仅是用方言唱歌这件事，可能已经不那么时髦了。与所处的这片土地最真实的牵绊，对方言背后的山川地理、行为生活、地域文化的描写，成为更多音乐人的追求。
提及上海，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会是陆家嘴“三件套”、“梧桐区”的city walk，或者是滨江的国际社区，鲜为人知的是，在沪郊，农业一直有着绵延的生命力，来自上海青浦的一首“田谣”记录下了这些。
2020年，音乐人小河的“寻谣计划”来到上海，陆晨作为本地音乐人也参与其中，他们在青浦区金泽镇杨湾村找到了80多岁的倪明生。“狂风暴雨落下来，东南角万顷枯苗救活来……”从倪明生老爷爷口中，人们听到了过去上海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时常唱的《救枯苗》，沪普独特的发音和节奏下，一段鲜活的历史得以重现。
“用方言写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你必须挖掘出与这个方言紧密关联的土地和人文，或者说，创作者首先面临着‘这首歌为什么必须用方言唱’的问题。”邹小樱说。
毋庸讳言，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方言音乐创作者来说，从“模仿”西方摇滚乐到逐渐找到自身的主体性，最终回归自我几乎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回想起来，歌手苏阳觉得自己创作生涯中，特别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生活在西北的小城市，被“投喂”的西方摇滚理论比较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30多年前，倒了几趟公交去一个朋友家借摇滚学教材复印，由于太过珍贵，这位朋友“全程陪同”，生怕弄丢了教材。不过，因为缺乏一些基础知识，又有语言障碍，苏阳学得懵懵懂懂，“现在想想，得亏那个时候没学明白，才有了自己解读和创作的空间。”
苏阳坦言，自己也曾一度亦步亦趋追逐西方摇滚的那一套玩法，后来逐渐发现“越演越松懈，没劲，没意思”。什么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歌？他渐渐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剪掉了长发、穿起了黑T、布鞋，像一个真正的西北“老汉”那样，从西北大地的原生态民歌艺术形式“花儿”“秦腔”“道情”“坐唱”当中寻找到答案。
“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旋律都带有自己的特点，这是我们的基因。”在苏阳看来，中国人的音乐不是按照规划的节奏系统，而是派生于语言的。从《诗经》时代，人们反复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比兴”的手法就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表达，如今这种手法被大量保留在“花儿”“秦腔”及一些民歌小调中，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他想把这种正在流失的、旧有的表达方式找回来。
如今，苏阳的不少歌都脱胎于“花儿”及一些西北小调。比如，最为人所熟知的《贤良》就脱胎于宁夏南部山区的民歌小调《十劝人心》，“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呀，姨娘嘛教子女贤良”，也是用了比兴的手法。“就像当代文学特别提出了‘通感’的修辞手法，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也是触觉、视觉、听觉、甚至嗅觉同步的，古老的歌谣里，这些都有。”苏阳说。
对独特的节奏和韵律的找寻，也是不少本土音乐人决心要“唱自己的歌”的重要原因。
在宁二创办的“土地与歌”论坛上，很多本土民间音乐爱好者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没法用节拍器和校音表。苏阳觉得，这是因为中国民歌实际上是相对音准，而不是绝对音准，“玩外国人的音乐，不是我们嗓子不够沙哑，也不是我们不够玩命，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和音乐形式是脱节的。”
这些年，苏阳开始确信，每个族群都有自己最舒适的音阶，找到那个点，作品就会更有感染力。他也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十二平均律对音乐的贡献有多大，对于一些探索将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的人来说尤甚。
施鑫文月也关注到了中国传统五音“宫商角徵羽”的魅力，并找到它颇具世界性的一面。
“人的一生就那么多时间，与其花时间成为别人，为什么不花足够多的时间成为自己？”施鑫文月13岁就去美国读书，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又回到成都，这种跨文化的经历让他对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更笃定，要写最熟悉、最让自己感动的事物，“纯粹的国风、不加活化的传统也不会有生命力，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求一种融合，是致力于吟唱地域文化的歌手永恒的课题。”
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感动
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足够的主体性和本我特色，中国方言音乐在海外市场的受欢迎程度要远高于早些年流行的蓝调、嘻哈等音乐。
包括“二手玫瑰”、“苏阳乐队”、“五条人”、“安达组合”、“杭盖乐队”、“赛努拜尔”等都有丰富的海外演出经历，足迹遍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苏阳一直记得2016年去美国的演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举行了《黄河今流》项目分享会，跟外国人谈中国的花儿、秦腔和皮影；举行了地道的西北风摇滚演出，在金发碧眼的观众面前唱“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呀”……
今年7月中旬，苏阳再度去哥伦比亚参加第34届麦德林诗歌节的演出。作为诗歌节现场唯一的音乐人，苏阳最后一个上场，中文歌词“咿呀咿得儿喂”被翻译成“yeah yeah，in the wish”，带动全场大合唱。原定的5首歌唱完，观众还久久不愿离去，热情的呼声中，他又返场唱了一首中国民歌《蓝宝石》。
与很多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民族音乐组合一样，“安达组合”在海外出名比在国内出名早。
2006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天，在看到“安达组合”的演出后，来自美国的蒂姆·皮尔斯萌生了要在美国推广“安达组合”的想法。随后，他带着一群人来到中国，花了3个月时间拍了一部关于“安达组合”的电影。
“这个电影当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各大电影节上播放，甚至制作成了DVD，后来还在网络电视台进行播放。”蒂姆·皮尔斯说。
张长晓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意文化交流。十几年来，在他的协调下，包括苏阳、崔健、张楚等音乐人和“痛仰”、“草东没有派对”等乐队都多次在意大利的音乐节上演出，同时，他也积极把意大利的特色音乐引入中国。
“每当有中国人演出，当地就有一波小小的轰动，火车站等重要公共场所贴满了海报。”张长晓说，音乐是一种不管在哪里、戴上耳机就能听的载体，客观上有利于拉近不同国家人民的距离。
为什么这些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作品在海外市场格外受欢迎？
形式上、唱腔上符合海外人士“想象中的中国”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对于本土方言音乐人来说，在个性之上寻求共性、描写人类共同的情感，这种追求可能是更重要、也更底层的逻辑。
“五条人”的主创曾多次提到，他们最初的音乐启蒙不少来源于小语种音乐，然后才是各类实验音乐和先锋摇滚。如今，他们也会从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等的作品中寻找灵感。
苏阳也时常觉得，他能在一些非洲音乐中听到西北民歌的旋律，一些美国的听众也反馈，在听到他的音乐时，会产生一些来自家乡的熟悉感觉。“今天我们有印第安人的音乐，也有来自中国黄河的音乐，这些都是有个性的，但是我们追求的音乐性应该是一样的。”
把如水岁月谱成歌
如今，方言音乐的价值正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
专业层面，“五条人”、“苏阳乐队”和“玩具船长”都已经先后获得过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中的重要奖项；商业上，地方文旅部门加大了对地方乐队的支持，遍地开花的音乐节和不断增加的livehouse也增加了方言乐队展示的舞台；社会层面，将拯救方言的工作寄希望于方言歌曲，当然显得不那么实际，但多位方言学研究学者都认为，流行文化对方言的活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汪莹看来，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日常使用，方言带给我们的是多样性的体验。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大，方言的消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方言乐队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延缓了方言消逝的速度。
张长晓则认为，唱片工业时代，大众所能看到的都是唱片公司制作、分发、营销的内容，人们能做的就是被动接受，但随着抖音、微信等社交平台出现，方言乐队这类小众文化开始获得流量，受众可以筛选喜欢的音乐品类，这体现了行业非常进步的一面。
方言音乐人也保持着对行业变化的敏感，在纷扰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比如，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创作者会不会感到焦虑？
今年4月，“五条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试听AI创作歌曲的视频，听完之后，“五条人”主唱仁科长舒一口气，“看它写成这样，我就放心了，踏实了。”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创作的歌曲，“就像是鸡精和味精撒在橡皮筋上，没有任何人类可以食用的东西，全是塑料。”
如何在拥抱商业的同时拥抱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追寻一些不那么“塑料”的东西？
对此，施鑫文月立场鲜明。他觉得，有时候，一个新鲜的潮流出来，大量的人蜂拥而上，就像100匹狼去抢一块肉，但没有人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就像midi音乐合成器和AI，看起来很好用，但缺乏了对音乐和生活本身最基本的敬畏。
“话说回来，如果你写的东西还不如AI写的，那就该自己反思了。”施鑫文月笑说，不管如何，不能让听众吃“发霉的面包”。
悠悠岁月，漫长又短暂。今天，方言乐队的热闹可以持续多久，又如何应对不断变幻的外部环境？面对越来越挑剔、被新鲜感“惯坏”的耳朵，是该迎合还是固守？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无论如何，在城市与乡村，在高楼大厦与阡陌田野间，方言乐队始终展现的是对今天所处时代的关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像写诗一样写歌，像生活那样唱歌，唱历史变迁，唱山河岁月，方言歌曲的回音恒久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