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圈层还是圈地自萌？
——人工智能时代非遗影视传播的机遇与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包含了先人所创造的技艺、习俗、节庆等非物质的文化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器物、场域等具备物质形态的文化载体。随着近年来形式多样的非遗传播在各种媒介上出现，非遗的魅力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其中影视作品是非遗深入人心、进入生活的重要传播方式。
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非遗影视的制作门槛将明显降低，其传播的精准性也将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的非遗影视的真实性和精准传播可能带来的茧房效益，也成为其在智能时代的隐忧。
影视传播是非遗进入智能时代的必然趋势
影视作品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帮助非遗在影像和观众心目中“动”了起来。
具体而言，非遗在影视作品中通常有四种呈现方式。
第一种是以非遗为表现形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戏曲类影视作品和以皮影、人偶等为表现手法的影视作品。其中以京剧、粤剧、昆曲等拥有较高知名度和观影基础广泛的非遗项目为主，例如粤剧电影《白蛇传·情》。
第二种是以非遗项目为影视作品的主题和主体，非遗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线索。在具体的非遗类别中，又以民间文学、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为主。仅以“咏春拳”为例，先后就有《叶问》《叶问前传》《叶问2：宗师传奇》《叶问：终极一战》《一代宗师》等问世。
第三种是非遗为次要线索。这类影视作品通常将非遗作为推动主要剧情发展的元素插入影视情节之中。如电视剧《梦华录》中的茶百戏、《八角亭谜雾》里的昆曲、《后浪》里的中医等。
第四种则是非遗作为影视剧中的背景出现，展现民俗文化的电影《图雅的婚事》《追梦的黎族女娃娃》等都是典型代表。
可以说，这四种呈现方式共同帮助非遗通过场景化、生活化的情节逐渐渗透到观众认知中，有助于非遗的活态化传承。而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利用影视传播非遗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非遗包含无形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有形物质，其中技艺、习俗、节庆等无形的文化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核心。在长达千年的传承过程中，耳濡目染、口授面习成为非遗主要的传承方式。这一特性使非遗很难通过简单的文字记录来还原其过程和魅力，实现广泛的传播。
这种传承的单一与传播的局限经纬交织，使得传承人本身成为非遗在前影像时代最主要的传播“载体”。随着影像记录成为可能，传承人的技艺实操、表演展示不再是转瞬即逝的场景，记录这些内容的影视作品就成为非遗大面积传播的重要载体，传播与传承实现分离。
同时，影视的场景化叙事，在直接记录传承人演示技艺过程的基础上，通过故事化的情节建构还原非遗内涵，较好地再现非遗的仪式互动，能够在观看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将其不知不觉地植根到观众的生活体验中，完成非遗的浸润式传播，帮助非遗进入当下生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依然不会发生改变。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来自农耕时代，不管是非遗名录中的哪一个类目，农耕时代的生活都是非遗活动和非遗器物存在的场景。以工业时代的影像为媒介承载非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也可被看作联结农耕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纽带。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利用影视记录非遗也逐渐从胶片、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化的方式。非遗的影像化在当下就成为非遗数字化的一部分，是进入智能时代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传播是非遗进入智能时代的必然趋势。
技术带来红利，也带来失真和茧房效应的风险
非遗的影视传播进入智能时代后，首先的机遇是制作门槛的降低，便利性增加。
随着文生视频工具Sora的出现，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拥有的强大影视生成能力。即使目前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还面临逼真程度、视频长度、算力等多方面问题，不过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是迟早的事情。过去拍摄一段非遗影像，除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成本外，邀请传承人、搭建特定场景、制作服道化等均是不菲的投入。而文生视频的人工智能只要通过文字对需要的内容进行描述，理论上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产出相应的影视内容。原先看似复杂琐碎的视频制作，在Sora、Runway、PixVerse等智能工具的加持下都会变得简单高效。
人工智能对于非遗影视的另一大机遇是在算法的推荐下，非遗影视能精准地“投喂”到对这一内容感兴趣的群体中去。
现今的算法推送通过掌握观众个人信息、观看历史等，优先推送给观众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以非遗影视为例，过去有过观看非遗影视行为的观众，在未来再次看到非遗影视的几率会增加；与你相似的群体如果都喜欢看非遗影视，那么你被推荐看非遗影视的可能也会增加。这就使得非遗影视能够快速地被喜爱的人群或潜在目标人群所获取，增加了非遗影视传播的效率。同时，对于那些有着精准投放要求的非遗影视，通过算法所制定的投放推广方案，一方面精准程度有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会降低投放成本，真正实现传播的降本增效。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伴随着这些技术带来的红利，非遗影视也面临着人工智能工具带来的问题。
首先是众多AI工具出现，使得非遗影视内容的真实性问题面临质疑。如前所述，影视作品以四种呈现方式，或将非遗置于影视作品本身的情节中，或将其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使得观众对非遗的了解往往是随着情节故事这一“风”的展开，潜入了观众的认知中。
目前经由传统方式编剧制作的影视作品，基本能较真实地再现非遗项目本身的礼俗流程、制作方式、表现神韵等，使得受此熏陶的观众对于非遗的认知没有偏离非遗本身。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影像在质量上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却可能出现完全与现实不符的场景，例如咖啡杯里的帆船。这样的制作成本较之过去又有非常大的优势，因此未来呈现在影视作品中的非遗项目有多大程度是真的？观众会将其视为真实的非遗，还是虚构内容？这些都成为人工智能带给非遗影视的首要问题。
这一问题背后可能引发的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如果影视作品中非遗呈现被人工智能进行了篡改，伴随着它们的广泛传播，将可能存在歪曲、文化挪用或过度简单化的风险，从而扭曲文化遗产的本质。随着这类影视作品量的增加和时间的累积，是否会造成文明DNA的污染？
人工智能引发对非遗影视的另一个担忧，则是伴随着推送的精准，非遗影视的传播可能逐渐被茧房化。非遗影视的总量虽然在近几年有了增加，但它们依然属于影视作品中的少数部分，对其感兴趣的人群并不是很大。随着算法推送的深度介入，越来越多的非遗影视在推广上就会将其推向本来就对非遗有兴趣的人。这部分观众由于本身的热爱，在观看、点赞与评论上往往也比较积极主动，因此从数据上能看到较好的直观效果，故而扩散到更大范围、被更多人所知晓的动力也会因此减弱。
最终在算法的精准运作下，大多数非遗类影视作品的传播可能就会被局限在一定圈层内，形成较为明显的茧房效应。茧房内外对非遗的认知差距逐渐增加，非遗破圈传播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于非遗本身的传承保护并不是好事。
另一个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是短视频、短剧的兴起。它们虽不是AI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但的确伴随人工智能而来，成为这一时代影视发展的重要表征。这类载体目前涉及非遗的基本情况还没有具体的数据和研究，无法对其全貌进行梳理。但由于其篇幅短小、填充观众的碎片时间等特性，对于非遗的影像传播则可能带来其他新的思考。
（张华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