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闫东创作了8集大型纪录片《长征》。
在闫东看来，70年后的今天，重温那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意义重大。“如今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需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战略意志、战略智慧和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6月30日晚上，闫东将近一宿没睡。“此前有过不少同题材作品，正在创作中的也不少。不做则已，要做，就做有影响力的、有传播力的精品力作。我也在会上立下军令状，周期虽然紧张，但我和我的团队一定能够用抗美援朝精神克服任何困难，坚决完成任务。”7月1日一早，一个由精兵强将组成的团队在位于央视影视之家的创作基地集结。“总撰稿是江英和刘岳两位大校，6位分集导演里有5位都曾有过军旅生涯，他们都对这段历史有非常扎实的研究。”闫东说，“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熟悉选题，有限的时间内唯一要做的就是创新，选择一个好的角度去突破，赋予这部片子独特的气质。”
△2020年7月1日，纪录片《英雄儿女》在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召开建组工作会。
柴云振的故事每次看都感动
抗美援朝，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尊严，让世界震惊。“这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搏*，人的因素至关重要。”闫东说，六集纪录片，每一集都围绕着“人”这一关键词展开，片中有高瞻远瞩的领袖人物，有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指战员，有踊跃支前的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医生、爱国工商业者，还有为志愿军缝军装、做炒面的普通群众，以及在各行各业努力为抗美援朝做贡献的人。这也是片名之所以叫做《英雄儿女》的原因，正是这一个个英雄儿女汇聚起来，多角度、全景式展现了抗美援朝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展现了志愿军将士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精神，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责任担当。
创作中，闫东提出的要求是，每一集里起码要有7到8个有血有肉而且能用影像支撑起来的典型故事。经过对大量素材的梳理和遴选，最终呈现在片中的很多故事都感人至深。“有一个故事，我每看一次都要流眼泪。”闫东说。那是志愿军英雄柴云振的故事。在朴达峰阻击战中，柴云振身受重伤，昏死过去，被转移到后方医院，与原部队失去联系。一度传说他已牺牲，但第15军军长秦基伟却坚持：“一定要找到柴云振，找不到柴云振，我死不瞑目！”1985年，老兵柴云振被找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拿着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书，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岳池务农已有多年。面对迟来的荣耀，老人心静如水。当被问及需要组织为他做点儿啥时，柴云振云淡风轻般挥了挥被敌人咬掉半根指头的手：没得啥，没得啥，都好！都好！
△10月21日晚，“一级英雄”柴云振的夫人和全家一起收看《英雄儿女》
还有1953年4月，黄继光壮烈殉国半年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出席全国妇女大会。*特地请邓芳芝到中南海做客。一位烈士的父亲的手和一位烈士的母亲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两位老人，领袖与百姓，共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中检索梳理出抗美援朝相关音频资料约1500分钟，其中发现了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珍贵原声资料15分钟，片中使用约20秒。
“我们特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找到了黄继光母亲邓芳芝当年接受采访的录音带。”闫东介绍，创作伊始，主创们就一头扎进总台音像资料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资料库，共收集整理影像资料约1.5万分钟、音频资料约1500分钟，还有相当一部分从美联社、路透社等辗转购入的外媒资料，大量丰富、鲜活的原始素材造就了这部片子的真实感、现场感和独特魅力。
△从中央档案馆发现的“1953年9月12日，彭德怀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原声音频资料”。
一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作为翻译，陪同*、邓颖超接见来访的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成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员的珍贵影像，此次是在国内首次披露。闫东说，“这是当年由苏联方面拍摄，我们从俄罗斯一家档案馆找到的。”视频里的毛岸英清隽英挺，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官。“你看周总理一回头看毛岸英的眼神，多么温暖，多么慈爱，充满了对这个青年的欣赏和厚望。看了这个片段，再看到毛岸英牺牲的段落，很多人都哭了。”
△从俄罗斯照片和电影档案馆发现的“1949年10月1日，毛岸英作为翻译陪同*和邓颖超在北京会见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访问时的彩色影像”。
每一位老战士都有一张表格
除了扎实的资料，片子里最动人的部分，要数这百位志愿军老战士的采访。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一句句充满情感的口述历史，构成了这部片子最具情感冲击力的段落。
△百名老兵口述历史30秒宣传片
从《大鲁艺》《东方主战场》《长征》《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作品一路走来，闫东一直特别注重原创。之前做《长征》和《东方主战场》时，他们也曾大范围采访过红军老战士和抗战老兵，与之相比，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在数量上更多一些，但毕竟也都在八九十岁乃至百岁高龄，再加上疫情尚未全面结束，采访面临着许多困难。
不过，“困难再多，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闫东说，“我们唯一关心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还能完成多少人的采访。”几乎是在建组的同时，一项复杂而系统的调研工作也在迅速铺开。“在军队和台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成了一个几十人的、以导演团队为中心的联络工作组，去了解还有多少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给他们每个人都制作了一张表格，上面是他们的部队番号、个人履历、健康状况等等，在此基础上再去分析选择适合的采访对象。”
在科学高效的统筹规划之下，7月底的一个周末，剧组集中发力，兵分多路，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北京地区近40人的采访。随后，采访组又先后奔赴山东、辽宁、吉林、江苏、上海、湖北、广东多地，最后采访到的志愿军老战士达101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102岁的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师长文击，年龄最小的是80岁的时任志愿军工程兵文工团团员艺兵。采访组每一次转道，会由专人专程将原始素材送回创作基地，“因为这些素材弥足珍贵”。
